1964年6月，我任延安地委副书记，负责外事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工作。纪念馆陈列方案，报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后，我们一行12人，由我带领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并向在北京工作的“老延安”征求意见，以便最后定案。

　　时值盛夏，万木葱茏，我们到了北京心情格外愉快。为了工作方便，我们就住在中直招待所，确定由我负责和中央办公厅、中宣部联系汇报事宜，其他同志则每天出去走访老同志，征求他们对陈列方案的修改意见。

　　7月2日下午3时左右，毛主席办公室汪东兴主任派车将我接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主席想念延安和延安人民，想回延安去看看，并问延安有无干部到北京，在未去之前想了解一下延安的情况。我打听到你从延安来，想请你向主席简要地汇报一下延安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听到这话，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能又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紧张的是我4月份才由北京调到延安工作，因到延安时间短，对工农业生产正处于熟悉情况阶段，随身又未带材料，担心向毛主席汇报不好。因此，我建议说：“我们一同来了10多位同志，如果都能参加主席接见，大家都谈，你一句，他一句，这样谈就全面些，不仅能满足主席了解情况的要求，也能满足主席见到更多延安人的愿望。”汪说：“这个意见可以考虑，今天不定，过两天再说。”

　　当时在我脑海里就映出4年前(1960年)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工作时，和毛主席在一起吃过几次饭和谈过话的情景，特别是一天上午在国宾馆12号楼大客厅的一次谈话，给我印象最深。当时，主席坐在大沙发上，我坐在左边小沙发上，主席叫我也坐在大沙发上，长时间拉着我的手，和蔼亲切地笑着，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我是陕西淳化县，原陕甘宁边区赤水县人。”主席说：“赤水县就是淳化县和原三水县(后改为旬邑县)的各一部分。”主席又讲到旬邑县的职田镇、崔家河、土桥镇，淳化县的马家山、通润镇、爷台山等地，以及原陕甘宁边区的这两个县与国统区边境线上的村、镇。毛主席由西北讲到东南，提起这些村镇如数家珍，十分熟悉，可见主席记忆力强得惊人。

　　6日上午，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延安来的同志7号下午不要外出，在招待所等待。由于我事先未告诉大家主席接见的事，大家听了不要外出的消息，立刻议论起来。有的说：“明天可能有重要报告。”有的说：“可能是什么重要会议要咱们去参加吧!”延安党校校长黑振东同志说：“我看怕是毛主席要接见咱们延安来的同志吧!”说到要和毛主席见面，大家异常兴奋。黑振东同志夜晚睡不着觉；有的同志买了新衣裳，有的同志买新皮鞋，有的同志一整天不离开招待所，有人出去理发也要说清楚在哪个理发馆，怕耽误了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