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在延安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到去世，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先后任用过许多秘书，这些人按作用不同分为政治秘书、文字秘书、机要秘书和生活秘书等等。在毛泽东的这些秘书中，最为人们熟知、引起人们探究兴趣的当属胡乔木、陈伯达和田家英。

　　总的来说，胡、陈、田三人都很有才华，而且都颇具“书生气”。才华，使他们受到毛泽东的欣赏、信任乃至重用；“书生气”，却又使他们不可避免地与伟略雄猜的毛泽东产生一些分歧，使他们在政治的漩涡中呛水甚至沉沦。他们在1949年后的人生遭际颇为耐人寻味。

　　胡乔木：从谨慎的秘书到严厉的意识形态宣讲人

　　胡乔木是江苏盐城人，1912年出生，曾就学于清华大学英美文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1937年到延安，主编《中国青年》杂志。1939年，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篇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毛泽东读了后很是欣赏，说：“乔木是个人才。”于是，1941年毛亲自“点将”调胡来当自己的秘书。

　　胡乔木任毛泽东的秘书后，既为毛校对整理文件，又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喉舌”《解放日报》写了许多社论，还参与了不少中共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比如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最终在理论上确立毛泽东最高地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他执的笔，而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后来管制了中国文艺几十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他根据毛讲话的速记稿整理成文的。胡乔木清晰敏捷的思路和倚马可就的文字能力使毛泽东很是满意，并因此得到了“中共中央一枝笔”的美誉。1948年，毛泽东提拔他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总编辑，使他成为中共宣传方面的高级领导和权威。

　　胡乔木能文会诗，是个地道的书生，但他在察人观世方面也很有眼光，为人处世谨慎小心。有两个事例很能说明他这方面的为人。

　　一件事是所谓“瞒报副主席的意见”。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钢铁、煤炭、粮食等产量的“高指标”，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对此不太赞成，于是在11月中共中央武昌会议期间找到负责起草会议公报的胡乔木，建议不要把那些“高指标”的数字写入公报——其实，陈云是不敢直接向毛提意见，想通过这种迂回的方法让胡乔木把自己的看法转报毛泽东。胡乔木明白毛泽东当时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上，又深知其人性情，所以没有报告陈云的意见，他起草的公报中自然还是写上了那些“高指标”的数字。到了1959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开始显现，毛泽东的脑子也冷静了一点儿，这时陈云趁机提出他对“高指标”的反对意见，并提到他曾请胡乔木转告这些意见，毛闻之大怒，严厉批评胡乔木道：“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后来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胡乔木在与李锐和田家英等闲谈时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他这话有为自己摆好的意思，但更多的还是实情，因为当时汇报了毛泽东也听不进，还会对陈云产生不好的印象。

　　另一件事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最初的“神仙会”阶段胡乔木常和李锐、田家英、周小舟等“书生”闲谈。交谈中，说到毛泽东在当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大讲学习“海瑞精神”、提倡讲真话的事儿，其他“书生”们都很为毛的讲话而振奋，胡乔木却说：“主席引起海瑞说法的意图有多次，但是目的在不出海瑞，因为让海瑞出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果然，十几天后，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开始向“当代海瑞”彭德怀发难时就说自己提倡的是“左派海瑞”，而不是“右派海瑞”。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民主人士”、历史学家吴晗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编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几年后就被毛视为“为彭德怀翻案”，吴因此遭到批斗，“文革”中更是被逮捕入狱，死于非命(关于吴晗的死，有人说是自杀，也有人说是被“折磨致死”)。1965年，毛泽东授意江青到上海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大批判”文章，从而掀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虽然胡乔木当时不可能知道几年后古人海瑞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弄出这么大的动静，但他说的话还真道出了毛的本意，可见他察人之深。

　　不过，饶是胡乔木如此小心谨慎，还是遭遇了几次政治危机。一次是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反右倾”之后，胡乔木因为在其负责起草的《会议纪要》中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缺点写得很具体”，以及在上庐山途中说过几句批评“大跃进”的话，而受到“反右倾积极分子”们的指责，幸好他及时“转弯”跟上毛泽东，加上毛不想让自己身边的“书生”成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成员，“保护”了他一下，使他幸运地过了“关”。另一次是1961年，“大跃进”的灾难已然震惊天下，毛泽东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就派胡乔木赴湖南农村调查，谁知胡向毛泽东报送的材料几乎都是农村存在的问题而非农村所取得的成绩，根本就不能达到“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的目的。这倒还罢了，胡乔木返回北京后向毛泽东报告调查情况时竟为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而深感遗憾，还说当时刘少奇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泽东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但不久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传出了胡乔木只向毛汇报过的庐山会议期间刘少奇准备建议搞一个反“左”文件的事。这件事引起刘少奇对胡极大的反感，他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胡乔木在毛、刘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两头不讨好，其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结果引发了他神经衰弱的“老毛病”，后来经毛泽东批准，“长期病休”去了。——从此，他实际上不再是毛泽东的秘书了。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胡乔木虽然为人处世小心谨慎，但毕竟还没脱尽“书生气”，不具备政治家的“冷静”和“智慧”，看到农民遭难就感情冲动起来，忘记了“一切紧跟毛主席”的必要性。他向毛泽东谈起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想搞反“左”文件的事，显然并不是“打小报告”，而是想为自己对“庐山会议纠‘左’未能持续下去”的“遗憾”提供佐证，这也是“书生”感情用事的表现。据李锐在其《庐山会议实录》中披露，毛泽东曾对人说“乔木跟他一二十年，总还是一介书生”，还说他“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可见胡乔木偶尔“书生气”发作起来还真是不管不顾、颇为“愚蠢”的。

　　“文革”开始后，胡乔木为自己的“书生气”付出了代价：1966年6月。他被命令“迁出中南海”，随之就遭到红卫兵的批斗，被抄过家、游过街。幸好毛泽东对这位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前秘书还有一点儿“旧情”，又“保护”了他，所以他1967年5月以后就再也没被批斗过，但职务是没有了，只能在家闭门闲居。1975年“中国第二大走资派”邓小平复出，任命胡乔木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就跟着邓做了些恢复性的“治理整顿”工作。然而好景不长，1976年邓小平又被打倒，胡乔木也就又遭到了批判——真是命运多舛。不过，“文革”中的遭际后来成为他仕途的保证。

　　“文革”结束后，胡乔木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成为中共思想文化、宣传教育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参与了许多改革开放政策和重要文件的起草(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文艺政策方面提出废除“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并提倡对“左倾错误”进行反思(比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出版的)。但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胡乔木的讲话常常有点儿前后矛盾，他对各种思潮的态度有时比较宽容，有时却格外严厉，最为人讥评的就是1983年他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文，对周扬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进行了上纲上线般的批判，致使“文革”前曾秉毛泽东之意在文艺界大肆整人、“文革”中自身也遭到迫害、“文革”后有所醒悟反思的周扬受到极大压力，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就郁郁而终。胡乔木是由于在毛泽东身边多年的潜移默化的熏陶，此时俨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和“诠释者”自居?还是作为党中央意识形态的一个宣讲人而有点儿身不由己?我想，他和那些为权位而整人的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吧。

　　胡乔木1992年9月去世，死后被尊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曾经的“一介书生”得到这样的评价，他在九泉下是会含笑还是会惶惑呢?

　　陈伯达：大起大落的“老夫子”

　　在三位秘书中，陈伯达是最早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后来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也最高，现在又是人们评价最差的一个，他的一生堪称大起大落。

　　陈伯达1904年出生于福建惠安，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工作，后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秘书等职，1937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同年9月来到延安。起初，他在延安并不得意，后来在一次“讨论孙中山思想”的座谈会上，他的与众不同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从此毛常和他探讨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对他的兴趣越来越大，最终于1939年调他来当了自己的秘书。

　　在延安时期，陈伯达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毛泽东从事政治理论研究，还给毛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写讲话稿和修改文章。1943年，他在毛泽东的“启发”和“领导”下写了一篇《评<中国之命运>》的长文，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进行了猛烈抨击。此文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行文处处以“我们共产党人”的口气，因而引起全国各界的极大关注，大大提高了陈伯达的知名度和在中共党内的地位。1950年代初，陈伯达参与了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俨然成了中国的“首席理论家”。他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的“贡献”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行列，成为中共高层领导成员之一。

　　陈伯达对仕途是比较热中的，并总结了一套“经验”，他在与同乡的一次闲谈中曾口吐真言道：“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他认“准”了毛泽东，于是就紧“跟”不放，比如1958年“大跃进”中投毛泽东所好极力鼓吹“共产主义经济”，1960年代初积极参加毛发起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论战”，1966年正确领会毛的意图起草了后来被称为“文革”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文革”初全力配合毛发起对刘少奇的猛烈进攻，等等。虽然在“紧跟”的过程中由于“书生从政”的笨拙而有“弄错风向”的时候，比如“大跃进”中，当毛泽东已经着手“纠正左倾错误”时，陈伯达却还在提出“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因而遭到毛泽东的斥责，1959年庐山会议上，当毛泽东已从“纠左”转为“反右倾”时，他却糊里糊涂地“当众”称赞彭德怀的信“写得很好”，因而7月23日毛公开批彭后陈设伯达一时失魂落魄、狼狈不堪，但每次他都能及时回头，“反戈一击”，以加倍的“热情”跟上毛泽东，所以并没有造成“不良后果”。毛泽东对他照样任用，照样提拔，只是把他的这些“错误”都记在了心里，到1970年“秋后算帐”时才一股脑儿抛出来，把他砸趴在地翻不了身。

　　陈伯达的仕途在“文革”中达到顶峰：1966年5月，他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成为炽手可热的“文革大员”之一；当年8月，他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跃成为“第五号人物”，后来陶铸被“打倒”，陈又跃居“第四号人物”。

　　不过，陈伯达骨子里还是有点儿“书生气”的，他和“文革小组”里的“上海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总有点儿格格不入，因而受到排挤，江青等常常轻蔑地称之为“老夫子”。同时，他对国家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清醒认识，早在1965年就曾提出电子化的问题，说不能在这场工业革命中落后，并谈到保护环境、改造农村、工业采用新技术和体制改革、抓镇办工业、治碱挖渠、计划生育等问题。1968年底他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时坚持要加进“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内容，因此被张春桥等人斥为“唯生产力论”。毛泽东其时对陈似乎已失去了兴趣，因而对他起草的稿子看也不看就退回了，而用了张春桥等人的稿子，这使陈很受打击，以后逐渐加深了与林彪的暗中联系。

　　然而，书生陈伯达对政治斗争的知识远远不如对书本熟悉。毛泽东也许很快就获知了陈与林彪的“不正常来往”，当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决定“敲打”林彪时，就先拿陈伯达开刀，对陈大张挞伐，并于会后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热中仕途的陈伯达一夜之间就从高高的政治舞台上跌落下来，从此终结了“辉煌一时”的政治生命。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爆发，陈伯达当天就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九年。1980年11月，他才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被“特别法庭”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但几年后就因病“保外就医”。1989年9月，陈伯达因心肌梗塞死于北京，结束了大起大落的一生。

　　田家英：不解逢迎术，梦魂返峨嵋

　　在这三位秘书中，田家英最接近于中国古代理想的“士”的形象：具有很深的文史功底，才华横溢，思想敏锐，对“主公”(古代士人对自己所辅佐的人的尊称，田家英借用来指称毛泽东)忠心耿耿，但不善逢迎，富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而正因为如此，他的骨子里浸透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傲气，在“文革”初遭受不公正对待时毅然选择了以死抗争。

　　田家英是四川成都人，出生于1922年，本名曾正昌，“田家英”是他上中学期间向报刊投稿时的笔名。1937年，只有十五岁的田家英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年底即进入延安培养中共政治理论干部的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1943年被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这期间，他发挥自己的文字能力，为《解放日报》写了许多杂文，成了延安有名的“秀才”。显然，毛泽东就是因这些杂文而注意到了田家英，并了解了他的大致情况，所以当居住苏联多年、汉语都忘得差不多了的毛岸英1946年回国后，毛就调田来当毛岸英的“家庭教师”，到1948年更任命他为自己的秘书。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表现出忠诚、细致、干练、爽直的品性，故深得毛的信赖和倚重，毛甚至把自己的存折和“玉玺”(图章)也交由他掌管。1949年后，毛将田家英由一个小秘书一路提拔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并让他参与《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的编辑，还常把他像“钦差”一样派往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闲时则常与他谈诗论词，品评古文。总的说来，直至“大跃进”之前，毛泽东与田家英两人的关系还算融洽。

　　应该说，田家英对年长自己近三十岁的毛泽东的伟略雄才是赞佩无已的。不过，田家英不是那种曲意逢迎的人，他的品性中颇有刚直不阿的气质，这从他把自己的书房仿以身殉变法的谭嗣同的书斋“莽苍苍斋”而命名为“小莽苍苍斋”、把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刻为自己的藏书章等举动即可见一斑。1949年后，他对毛泽东在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许多作法都提出过不同意见，以至毛在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反右倾”后终于忍不住点他的名说：“田家英历来比较右，如批《红楼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生闹风潮，《零讯》启事等……”尤其是“大跃进”开始后，田家英对毛泽东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更是洞若观火，对毛个人品性方面的缺陷也更加清楚，指出毛“对经济工作不熟悉，缺乏这方面必须具备的知识，在经济理论方面尤其没有钻研过，因此处理有关经济的问题就远不如处理军事、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认为毛应该“摆脱日常事务，总结一些重大经验，专心于理论的著作”，还因此拟了一幅对联曰：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田家英的这些想法虽然不免“书生气”，但还的确是洞察微隐、直中肯綮的，毛泽东如果真的像他后来一度口头上说的“退居二线”了，不仅中国能避免以后的种种折腾，他自己也不会让“千载笑”，也能让现在某些崇毛者少一些喋喋不休为毛辩护之烦。

　　田家英与毛泽东之间隔阂的公开化是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由于会议初衷是要“纠左”，田家英非常兴奋，他是个“书生”，因而会议期间常和那些谈得来的“书生”们来往、交谈，其中就包括后来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之一”的周小舟和李锐。7月23日毛泽东作了雷霆大发式的批彭讲话后，田家英曾和李锐、吴冷西、陈伯达三个“书生”一起心境沉重地漫步到半山亭，用松枝在地上写下了“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对联，其忧愤的心情毕现无遗。田家英没有陈伯达等人那种见风使舵的机巧，不愿意“反戈一击”积极参加“反右倾”运动，加上他与“右派”李锐等来往的事被“揭发”，使毛泽东对他早就暗藏心中的不满最终爆发，公开点名说他“历来比较右”。不过，毛泽东不想出现“右派”把自己身边的人都“拉了过去”的尴尬局面，所以没有深究，只“敲打”几句以示警告，就把他放了过去。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颇为“宽大”，仍然让田家英在自己身边工作，不过对他的信任已是荡然无存。田家英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以他对毛为人的了解，心里常常有着危机感。然而，他“书生气”难改，1965年毛泽东准备批判吴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曾命他看看《海瑞罢官》剧本，田看后却对毛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当年12月，毛泽东在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五位“秀才”谈话时对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大加赞赏，而田家英后来整理“谈话纪要”时却把毛的这些话删去了!这可真有点儿“顶风而上”的豪气!由此，他的“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就逃不掉了。

　　惩处于1966年5月22日终于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前来向田家英宣布“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已被“打倒”)，“你一向右倾”，因而要“停职反省”，并马上“搬出中南海”。

　　第二天，1966年5月23日，田家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上吊自尽。

　　对于田家英的自杀，1980年代风云一时的“左派”邓力群曾著文说是由于他的“脆弱”。但我以为，田家英在删除谈话纪要时对后果就已经有了充份的思想准备，对即将到来的“文革”的劫难已看得很清，他是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来以身殉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