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泽东的家庭观念，《中国韶山毛氏族谱》在1942年评价说：“闳中肆外，国尔忘家”，意思是，毛泽东为了救国救民，奔波在外，忘记个人的小家。

　　1921年阴历正月初八是母亲文氏生辰纪念日，毛泽东选择了这一天，召集弟弟和堂妹到一起，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毛泽民追述了这几年的家庭艰难情形：“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开始生病；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出谷要钱，强盗还来抢了一次；八年死娘、死爹，九年安葬父母；还有给泽覃订婚。咯几年钱用得多，二十亩田只能糊口，钱从哪里来?就把准备进桥头湾的田的钱用掉了。”毛泽东问是否欠了别人一些钱，毛泽民答：“别人欠我们的有几头牛；我们欠人家的，就是义顺堂的几张票子。牛，别人喂了；欠人家的票子总要钱兑。”这个时候，毛家的财产是：二十亩田，一栋房子；险些，还有两头肉猪、两担谷，后者是惟一的动产了。说走来这份家业，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在当时的韶山冲也算不小了，但毛泽东已作好如何处置的打算，他听完大弟的诉说后说：

　　“你们讲的这些都是实在的，强盗来抢东西，败兵来要东西，这不是我们一家发生的事，而是天下大多数人有的灾难。叫做国乱民不安生。”

　　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要弟弟随他外出。他说：“出去学习一下，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于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

　　他把他的安排和盘托出：“你们不要舍不得就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有一个好家，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家里发出的票子，你就写一个广告贴在外面，凡有义顺堂票子的，限定几天来兑钱。你把栏里的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你如果向人家要钱，除非他把牛卖了才能给你。现在快要春耕了，不能逼人家去卖牛啊!别人欠了我们的账就逄了，仓里剩下的谷子就不要动用了，最好留到春耕的时候，平价粜给下屋给下屋场的人，要从那些最没得的人粜起。父母死了，他们的衣服、被子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去。”

　　对于田和房子的处理，毛泽东说：“田让给又穷又会作田的人去作，房子也就让给作田的住。”毛泽东还嘱咐弟弟、弟媳：“从塘里打些鱼，从家里拿些腊肉，送给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以表感谢。”

　　次日，毛泽东请了人来作离家的准备，晚上又请了长辈吃饭，算是辞行。正月初十，毛泽东离开韶山。一个星期后，毛泽民和他的妻子王淑兰带着孩子也离家去了长沙。

　　至此，上屋场完全“破落”了。毛泽东为了国家这个“大家”，义无反顾地舍弃了自己的“小家”。

　　毛泽东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其祖父毛恩普搬到上屋场时，只有五间半茅草房，负债累累，以致将仅有的几亩水田也当出去了。毛泽东的父亲带领全家，克勤克俭，已经置下了相当产业，按这样发展下去，要不了几年，上屋场毛家的经济状况就会相当可观了。民国六年(1917年)到次年，毛泽东的父亲把茅草房扩建成十三间半瓦房。可是三年之后，毛泽东却把这份已颇像样的家业一朝抛散了。

　　毛泽东兄弟离家后，房子由附近农民彭桂禹等相继佃居。1925年，毛泽东回乡开展农民运动，在家住了大半年，除广泛发动群众外，他作出的另一个惊人之举是，把乡邻欠了他家的钱财字据当众烧毁。1927年毛泽东再度回乡，只是匆匆路过，此后一别三十二年。1929年，毛泽东的家产悉数被国民党当局抄没。

　　老天似乎有意补偿他曾作出的巨大牺牲和损失--他在晚年，除了显赫的地位，还有了一笔数额较多大的稿费。这笔款的惟一来源却是他的著述，因为他的菱有着惊人的发行数量，稿费当然也就相当可观。

　　刚实现工资制时，毛泽东的工资仅二百多元，花销之后所剩无几。这除了家庭生活开支外，他在故乡的亲友来访，包括游览、食宿、路费，都从他的工资中开支；临走，他往往还要打发衣料或别的礼品，甚至给没来的捎些东西。50年代，韶山、湘潭一带亲友，虽然他们不能“傍龙得雨”，谋个一官半职，但受毛泽东的物质馈赠颇多。毛泽东对伸手要官者毫无情面，而在经济上给以资助却一点也不吝啬，这也包括对已逝去的一些老师、故交。

　　毛泽东的稿费虽然已达百万，但他并不视之为私产，也不随意开支。他全部交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特别会计室。这笔巨款用于这样一些方面：一是给他买书，毛泽东的个人藏书数以万计，晚年读书兴趣更浓，但他的视力下降，所以他的书必须印成大字本才看得清。买书、印书的钱就都从稿费中开支。有一次，他用自己的搞费印了一批书，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了一套。

　　他还曾用稿费退赔身边工作人员的多吃多占，数额达两万多元。20世纪60年代初，个别工作人员下去时收受礼品或白吃白占，毛泽东一面进行整顿，一面派人去退赔。

　　(1951年11月15日，毛泽东了解到家乡一些人生活困难，他开出这张礼单，支出自己的稿费，并购置一批布料帮助他们。)

　　险些之外，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多病，毛泽东常派人四处打听治病良药，买好给她送去，用的也是稿费。另外，他对早年支持帮助过他的人也念念不忘，比如他的老师兼表兄王季范、他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曾帮过他的章士钊，过年了，他都要送点钱。齐白石老人也常收到毛泽东的礼金。

　　真正用于他个人生活开支的稿费相当有限，每年用于此的不足一万元。他的伙食补助费由中办负责人开条，经毛泽东批准后从稿费中开支。他宴请宾客，除了外宾，也不讲排场，从来是四菜一汤，他自己点一个菜，再配两素一汤。这笔费用也从稿费中开支。

　　毛泽东晚年，江青曾向他要钱，毛泽东从稿费中批了三万元给她。毛泽东去世后几年中，无任何人提起他的遗产问题。直到198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了解李敏的生活和要求，李敏说：“我没有什么奢求，如果可能，我只想要父亲原来要给我的一份。”

　　(外交部在国外为毛泽东买了两打带过滤嘴的烟嘴，毛泽东嘱工作人员，一定要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出。)

　　毛泽东在1975年曾批给几个子女各一份财产。数目与其稿费比少得可怜，仅是一台20英寸彩电、一台电冰箱和八千元现金，共计价值一万余元。李敏、李讷、毛岸青各得一份。1975年，中办曾给贺子珍送去两万元，贺子珍用这些钱买了一台彩电，一部录音机，放在她的病房中。1984年贺子珍去世，上海市委老干部处把贺子珍留下的三千元给了李敏。

　　毛泽东可谓奋斗一世，廉洁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