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平常很少戴表，他的“时间观念”不强，差不多是靠自己的“生物钟”来调节作息。他工作起来往往废寝忘食，甚至“颠倒黑白”，即夜晚通宵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才睡觉，上午十点左右方起床。这种习惯是他在少年时代开始养成的，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父亲不大赞成他读很多的书，所以白天加派了繁重的农活给他，他只得在夜深人静，父母就寝后偷偷阅读各种书籍。日久成习，后来戎马倥偬，更使他积习难改了。

　　令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一生中最早的照片之一是民国八年(1919年)阴历九月二十一日与他父亲的合影。在他们面前的茶几上，作为装饰品的是一台小闹钟。这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与毛泽东有关的最早的钟表了。

　　然而在战争年代，决定战役的胜负，与时间的掌握至关重要。1936年初，毛泽东指挥了到达陕北后的东征，渡黄河是关键一看。当时指挥员用的都是缴获的旧表，快慢不一。所以部队经常为遵守时间是否准时发生争论。有时上级批语下级迟到，下级不服，说照我的表我们还算提早到达呢!为了防止争论不休，大家约定了一项制度：每天定时向上级司令部机关对表。部队流行这样一句俏皮话：谁的官大谁的表准。这次东征，为了统一行动时间，2月19日，毛泽东向全军发了一个罕见的电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二十号二十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

　　按照这个时间部署，2月20日20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别从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毛泽东本人于2月21日也从河口渡过黄河，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乘船过黄河。

　　毛泽东与钟表可谓既无缘又有缘。无缘是他一直很少戴表，在延安，窖洞灯光常常彻夜通明；而太阳已上了杨家岭的山尖，他仍在高卧。对于毛泽东来说，他往往只有“大时间”概念，即以天为基本单位而不以秒、分、时为基本单位。但是在宏观上他又穿越亘古，瞻望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后。他的《论持久战》所划分的时间阶段，即是他这种“大时间”观的写真。也许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但这正是他作为战略家的高瞻远瞩。

　　毛泽东并不是没有机会得到手表。直罗镇战役，曾缴获了几样战利品：几支毛笔，一支钢笔和一只手表。红军将领看到毛泽东需要就送给队了，但毛泽东只留下了毛笔，而把钢笔和手表都送给了别人。

　　熟悉了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这段生活，我们就不难理解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出现在山城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著名的重庆谈判时，他的手腕上竟空空荡荡，没有戴手表。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对准这一天：

　　重庆，九龙坡机场，晨雾已慢慢散云，苍穹上映出一轮骄阳，碧空似水。午后，山城人在企盼，在翘首。忽然，天空响起了惊雷，一架飞机，如鲲鹏展翅，近了，近了......终于稳稳地降落。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出现在舱门口，他头戴一顶灰色盔式拿破仑帽，身穿一件宽大的蓝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黑色牛皮鞋。这是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最有“派头”的打扮了。

　　热烈的掌声与迎接的人群很快淹没了毛泽东，欢迎者中有邵力子、雷震、沈钧儒、张澜、黄炎培，有后来与毛泽东成为至交的著名学者郭沫若。正是郭沫若先生以他诗人的敏感，发现了毛泽东没有戴手表，他迅速从自己的手上取下一块表，送给毛泽东。对于这块带着郭沫若体温的手表，毛泽东欣然接受。

　　这是一块不同寻常的表。它的外壳呈圆形，直径4厘米，为机械表，“12”数字下有 符号和OMEGA(欧米嘎)字样；表带是棕色牛皮制成的。这块表产自世界钟表王国瑞士。关于它的来历，一说是郭沫若游历欧洲时买的，一说是郭沫若访问苏联时对方送的。本来，毛泽东是不轻易接受馈赠的，即使接受了也大多交公，但这块表却陪伴了他30多年，一直到临终前。

　　回想毛泽东已在陕北高原度过的差不多十年的艰苦生活，这块表真说得上是雪中送炭。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延安竟不得不使用一种最原始的记时工具--石日晷。当时陕甘宁边区长期处于敌人的封锁之中，经济异常困难，很多场合(如警卫战士值勤)只能以点香计时，一炷香约一个小时。干部党校的作息时间，也只能用观测太阳的高低来决定。于是，工匠出身的士兵发挥了聪明才智，仿效古人用石晷计时的办法，制成了一种延安时期的计时器--石日晷。

　　石日晷的制作比较笑意，即在一长方形的厂场上画一个半圆，在圆心部位竖一根短棍，在有太阳的情况下，短棍的影子随太阳的升降移动的位置刻出标记，写上数字。1-12表示钟点，两个数字间再刻出6个小格，1个格表示10分钟。这样，只要看一下棍的倒影在什么位置，就可以大概知道几点几分了。

　　这种原始计时方法，很难说准确；无阴天太阳时，也就没有了作用，但因没有钟表，也不得不广泛使用。延安的许多党校如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都曾用这种原始的计时工具。

　　毛泽东之所以接受郭沫若的馈赠，主要不是因为他正需要一块手表，而是因为这块表寄托了一位文化界著名人士和国统区人民对为了和平，把个人安然置之度外，深入虎穴的毛泽东的无比敬仰!毛泽东也一直把这块表带在身边，伴随他度过了以后的人生岁月--他十分珍惜这一份情感。

　　毛泽东有了这块手表，一定程度地修正了他的“生物钟”。但据他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回忆，毛泽东仍然常常不知道钟点。郭沫若送的表并没能起到提示他几点钟的作用，他经常忘掉上发条。当毛泽东要出去开会或会见外宾时，才问一下工作人员：“是什么时候了?”听到回答后，他对上表，把表把发条紧几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手表才有了用处。

　　这块“欧米嘎”表在他的手上戴久了，表底发黄，字母模糊，表带也破了，工作人员建议他换一换，但他不同意，说：“放到表店修一修，换根表带还可以用。”后来表的机械失灵，恰逢瑞士友人送给毛泽东一块金表，工作人员趁机给他换了表。毛泽东只得将金表戴在手上，但他感觉太重，仅戴了几天就取下来，吩咐上交国库，并要求把“欧米嘎”表再修一次。于是这块瑞士老表又重回北京亨得利钟表店，修好后毛泽东继续戴，直到他去世。

　　毛泽东的这块表，在它的主人逝世后，被配上一只赭、白两色的锦缎表盒。如今珍藏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对外展出，供人们缅怀伟人那多彩多姿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