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历来重视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学习，主张把学习本国语言与外国语言结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提倡干部学习外语。1958年1月，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语，争取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又重申了这一建议。到了70年代，他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学习英语。

　　马克思说过，外语是人生战斗的一种武器。同样，毛泽东学习英语也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早在学生时代，他便有学习一种外国语直接了解世界的打算。那时，他读报纸、看地图，常把各国的城市、港口、山脉、河流译成英文，既了解时事，又熟悉了地理，还学习了英文，一举三得，可惜，他的英语学习被动荡的革命生涯所打断。在延安时期，他又自学过一段英语。1946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著名的论断。当时翻译把“纸老虎”这个词译成“scare—crow”。毛泽东立即打断谈话，问斯特朗“‘Scare—crow’是什么东西?”斯特朗回答说：“那是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在田里吓唬乌鸦。”毛泽东听后，立即表示这样翻译不够确切。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作成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接着，毛泽东就自己用英语说：“纸老虎(Paper—tiger)”这几个字。然而，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他的学习受到很大限制。

　　全国解放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学习英语便成了他的一种爱好，虽然工作繁忙，但他每天仍然坚持学习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英语。毛泽东学英语，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他经常利用刚刚起床，在人睡之前，在饭前饭后，在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学英语。1959年11月，他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他往往坐下来学习英语。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趣最高的时候，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挤时间学英语。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时工作非常紧张，但在旅行中他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1958年9月，他在巡视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时，沿途参观工厂、矿山、学校等，大部分行程是乘汽车，每天坐车长达六七小时，途中十分辛苦，即便如此，学起英语来他仍很有精神。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十二国、拉丁美洲八国四批外宾后，也多次学习英语。同年5月27日，他在上海会见蒙哥马利，两人谈得很融洽，休息时又读了一会儿英语。

　　更令人难忘的是，即使在飞机上的短暂时间或出国访问期间，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丝毫未减，有时甚至达到旁若无人的境地。

　　一次，他乘飞机时在用心学英语，对送来的茶水、糖果、点心都顾不上吃，年轻的服务员禁不住好奇地问：“毛主席，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学英语?”毛泽东温和地微笑道：“这是斗争的需要啊!”据他的秘书林克回忆，1957年3月19日11时至12时，由徐州飞往南京途中，毛泽东书写了元人萨都刺的《徐州怀古》词后，即学英语。3月20日13时至14时，由南京飞往上海途中，他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学英语。有一回，他乘坐的飞机落地已经十多分钟了，人们还不见他下来，走进机舱一看，他正在聚精会神地读外语，竟没有察觉到飞机已经到达目的地。这年11月，他到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会议期间，他的英语学习也没有中断过。

　　帮助毛泽东学英语的是谁?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在五六十年代，是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后来还有唐闻生等人。前面这些卡片就是林克、唐闻生给毛泽东写的，毛泽东学完一张就换一张。林克是1954年秋到毛泽东身边担任秘书工作，主要任务是研究国际形势和重要动向，筛选文件。同时毛泽东还交给林克教他学英文的任务。在第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说：“你教我学英语好吗?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喽!”

　　毛泽东学英语是非常刻苦的，那时他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多。于是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新华社的英文新闻和政论文章人手，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

　　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以后，毛泽东给秘书林克写信：“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二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为盼!”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以后，12月17日，他又写信说：“莫斯科声明英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送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毛泽东还读过一些马列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一些讨论形式逻辑的英译本。

　　在阅读马列经典著作英译本时，毛泽东曾遇到不少困难，因为这些经典著作英译本的文字比一般政论文章的英文要艰深些，生词也多些，但是，毛泽东知难而进。1959年1月，一位外宾问他学习英文的情况时，他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定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很麻烦。因此，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两本字典，一部汉英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以备经常查阅。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也都带着字典。

　　据林克回忆，考虑到毛泽东工作繁重，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林克常常事先代为查好字典，以卡片的形式抄出来。但毛泽东往往还要亲自看看字典上的音标和注解。为了学习英语的需要，自1961年到1964年，他多次要过各种辞典和工具书，如《英华大辞典》(郑易和、曹成修主编)、林语堂《汉英词典》、《现代汉英辞典》(王云五校订，王学哲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汉英大辞典》、《综合英汉大辞典》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汉英分类词汇手册》(北京外国语学院编)、《汉语时事用语辞汇》等。对当时收集到的汉英辞典，他都不满意，曾希望能出一部好的汉英辞典。

　　毛泽东说话，带有非常浓重的湖南口音，影响他英语发音的准确性，他就让林克领读。有时他自己再练几遍，请秘书听他的发音是否符合标准，并让秘书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以便掌握发音要领。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在秘书领读、解释字义和语法结构之后，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1975年12月，毛泽东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当他读完翻译成中文的尼克松来信时，曾用英语读着信上方的来信日期。朱莉吃了一惊，她说毛泽东的“英语清楚而准确”。这是与毛泽东平时的勤学苦练分不开的。据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有一段时间，他每晚都要学习英语，背诵单词，让他休息时，他就会风趣他说：“看书是用眼睛，现在是用嘴巴，这样可以使两种神经交替休息嘛。”

　　毛泽东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内容，他非常熟悉，学习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句型变化和句子的结构以及英语词类的形式变化上。有些文章和经典著作，他学习过多遍。《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就先后学习过三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1956年5月10日开始读第一遍；1959年10月31日开始读第二遍；1961年10月9日开始读第三遍。他反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记忆和加深了解。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的研究，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作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后来由于他工作太忙，学习日语的愿望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