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北宋时期司马光及其助手参考正史、野史300余种，呕心沥血，历时19年完成的编年史巨著。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5年)，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共有294卷。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略于经济、文化，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都十分推崇此书。宋神宗读过这部史书后，认为宫“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而命名为“《资治通鉴》”。该书搜集的史料极为丰富，保存了不少佚书资料，有的既有史实又有论断，它把分散的史料用编年的方式，按时间顺序，叙述各种史事的发展变化，前因后果脉络清晰，给人以完整系统的概念，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创举。

　　毛泽东十分爱读这部史料丰富的历史名著，在他的藏书中既有《资治通鉴》的线装本，也有标点平装本，出差视察随身带，休息睡觉时床头总放着这部书。他还多次向人们推荐阅读，他一生曾圈点、阅读过该书17遍。

　　1954年冬，毛泽东对历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接着毛泽东把标点《资治通鉴》的任务交给了吴晗。后来，他又向吴晗提起；“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觉得《历代舆地图》这部书正符合毛泽东的要求，因此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这部书加以改造，按今制绘制印刷。毛泽东便把这件事也交给吴晗来组织。同年十月，由吴晗出面在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召集部分史学家，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杨守敬地图委员会，次年又成立校对小组，全书1956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

　　1960年12月，毛泽东在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过：“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他正是用这种指导思想来读《资治通鉴》的。

　　据毛泽东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回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他一读就是半天，累了，翻个身，又读好几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毛泽东读书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态，给孟锦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那是1975年的一天，毛泽东在卧室里休息，同护士孟锦云讲《资治通鉴》，他指着桌子上放着的《资治通鉴》问道：“孟夫子，你知道这部书我读了多少遍?”不等小孟回答，毛泽东便又接着说：“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有那个时间啰。”毛泽东问小孟关于这部书知道多少，小孟回答说只知道是历史书，听老师讲是司马光写的。毛泽东继续追问书的内容，小孟只得羞怯地摇摇头。毛泽东见其不好意思，便鼓励她下决心读一读这部书，如果不能全读，读读某些部分也好，因为这部书读上一遍，得好几年时间。但是读与不读不大一样，要趁自己年轻。毛泽东还问小孟有不有决心，小孟认为可以试试看，但不一定有那个毅力。毛泽东像老师辅导学生一样，十分认真他说：“孟夫子，你有个词可用错了。不是毅力，而是兴趣。因为有了兴趣，读书就不会感到累了。就会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轻松，像休息一样。”小孟说自己对历史书提不起兴趣，读不进去。毛泽东并不责怪她，并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毛泽东还问小孟，自己的观点对不对。小孟连连点头，觉得主席讲的一定对。毛泽东笑了笑说：“我说的就都对呀?那我不成了圣人啦。历史上没有什么圣人，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都对的圣人不会有。我说的有一半对，我就心满意足啰。就是书上说的，也有不少屁话，不能都信。”“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是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生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能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是白读了。”小孟向毛泽东谈了自己读书的情况，她说自己读书从来就没有提出过不同看法。毛泽东告诉小孟，不要以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现在我们现代人写书对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也不可能完全客观，代代相传的东西也可能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捧，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谁的呢?所以需要怀疑，就要去找别的史料对照。

　　后来，毛泽东在指导小盂读《资治通鉴》时，还回答了小孟提出的许多关于该书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小孟问为什么《资治通鉴》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毛泽东认为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玉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说到《通鉴》上记载的三岁小皇帝，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呀，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拉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当孟锦云提到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时，毛泽东解释说：“这两个人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孟锦云还向毛泽东提出关于武则天的问题。她说：“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皇帝，可真是不简单啊!”对于武则天，毛泽东是很注意研究的。他觉得武则天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他还说：“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人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毛泽东还曾经给孟锦云讲过关于武则天的一些故事。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经常杀人，就向她提议说：“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看来，只要有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毛泽东还认为：“《通鉴》里面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与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毛泽东还说：“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名君都离不开秀才啊!”

　　当谈到《资治通鉴》的编写和司马迁受宫刑之后完成《史记》时，毛泽东感慨万千，他佩服司马光的决心和毅力，佩服司马迁在逆境中奋斗。他说：“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资治通鉴》这部书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书中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带粘住，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