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家乡故交旧友也有不少书信往来。时间跨度是1949年11月到1957年6月。如将致韶山及湘潭、湘乡当地政府及有关地方领导的信包括在内，共有的50余份，超过了致毛家或文家的信件的数量，与后二者的总和大致相当。仅从数量的统计也看得出，毛泽东并没有将自己的亲戚与故乡的上般乡亲另眼相待，而是有意一碗水端平。

　　这些信件，按受信人身份和信的内容约略可分成这样几类：

　　与早年的同学、儿时伙伴的信，如1949年11月28日致邹普勋信，1950年8月29日，1954年10月29日两次致郭梓材的信；与早年师长的信，如1950年8月23日、11月12日、1953年8月27日、10月16日致李漱清的4封信，1954年3月31日致彭石麟的信；与烈士家属的信，如致柳直旬烈士夫人李淑一的信，致烈士李耿侯之弟李介侯的5封信(1949年11月17日、1951年4月2日、6月23日、8月10日、11月18日)，1951年12月8日致钟志申烈士之弟钟志刚的信，1950年8月23日给蒋梯空烈士的兄长蒋浩然的信等；与曾经给予毛泽东帮助或与毛泽东一同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些故乡人的信，如1949年11月17日给张四维的信；1950年3月14日致郭士逵的信；1950年4月19日致贺晓秋的信。

　　毛泽东早年的朋友、同学颇多，如住韶山冲大冲的张有成、与毛泽东的家上屋场紧邻的邹普勋、在井湾里私塾同过学的郭梓材，还有谭熙春、毛裕初等。

　　邹普勋，自幼与毛泽东在一起玩耍，后又同在邹春培(邹普勋的父亲)处启蒙，二人感情甚笃，毛泽东1949年11月28日写给邹普勋的信还极亲切地称其为“亨二哥”(邹普勋小名亨二，实际比毛泽东小7岁)，还关心地询问：“听说你身体不大好，甚以为念。希望你好生保养，恢复健康。”1959年6月毛泽东回乡，还问起“亨二哥”，可惜邹已在两年前就去世了，毛泽东为此沉吟半晌。

　　另一位毛泽东称之为“张四哥”的是张有成，他们少年时不但常在一起玩乐、砍柴，1925年至1927年张还积极帮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并曾将毛泽东藏在家中，以避追捕。毛泽东不忘旧谊。1951年9月4日，他邀请张有成上北京：“接到梅清，有成二兄的信，想来京一游，我认为可行。”但他又嘱：“来者以三兄为限，他人不要来。到京大约可住一个月至两个月，太久则不方便。”张有成接信后非常高兴，与毛字居、文梅清结伴于9月18日从韶山动身，23日到达北京，毛泽东也很兴奋，设宴款待，又将岸英、李敏、李讷叫来，要他们喊三位老人为“伯父”。毛泽东又派人陪三人游览北京名胜，在中南海含和堂前，毛泽东与他们合影留念。临别，毛泽东送给三位老友一些礼物，有皮箱、衣服、鞋帽。张有成爱喝酒，回乡后，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乡间歉粮无酒喝，毛泽东1952年7月7日回了信劝慰他。

　　前后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你于阴历五月初一给我的信很好，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况。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乡里禁酒是因缺粮，秋收后可能开禁，你们也可以喝一点了。……

　　相对毛泽东的亲戚来说，故交旧友一般较少提要毛泽东推荐工作或谋其他私利，多数去信仅是叙叙旧情和反映民情，毛泽东对此持欢迎态度，回信也勤，写得也较多。

　　毛泽东与李漱清一家的交往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李漱清与毛泽东的关系有双重的意义：李漱清既是对毛泽东少年时代发生过深刻影响的一位先生，又是烈士李耿侯、李贡侯的父亲。李耿侯是毛泽东1925年回乡开展农民运动依靠的骨干和亲手培养的韶山第一批共产党员之一；李贡侯则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李漱清，又名劼，家住韶山冲，距毛泽东家仅3华里，清末毕业于湖南法政专科学校。他回到故乡，主张废庙兴学，提倡破除迷信，毛泽东少年时代常到李漱清处求教，深受这位“过激派”先生的影响。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到李漱清，认为对自己的成长关系很大。李还积极支持自己的几个儿子参加革命，乃至有两子为此献身。

　　在给故乡友人的信中，毛泽东给李家的就达9份，其中写给李漱清的有4封，给其子李介侯的有5份。

　　1949年11月12日，毛泽东给李介侯的信说：

　　介侯先生：惠书敬悉，深感厚意。耿侯兄自1928年在湘赣边界之宁冈县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尊翁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

　　李漱清共有4个儿子，即耿侯、贡侯、亮侯、介侯。到新中国成立时，已只剩下亮侯和介侯。除了为革命献出二子，他的长孙李德深即李耿侯之子亦于1928年牺牲，可谓忠烈之家。受父亲、兄长影响，亮侯、介侯亦参加了革命。毛泽东是了解这些情形的，他对李家因此也格外倾注关怀。仅1951年，毛泽东写给李介侯的信就有4份，而且破例几次为李介侯推介的人引荐工作。1951年4月2日的信说：

　　介侯兄：请持此信去统战部找徐冰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办法为你妹妹找一个免费的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如产科、护士或其他学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应当替她解决学习和工作问题的。

　　6月23日复李介侯的信说：“介侯兄：李君有空军技术，可持此信去空军领导机关试行接洽，看可以收录否?因我不明李君的政治经历，要他自己向空军部门去说明一切。”11月18日的信说：“10月15日来信收到。汤璪真兄家属善后事，已与师范大学当局商妥，予以照顾。”

　　1952年7月和8月毛泽东两次写信给毛字居，邀请李漱清上北京。李漱清与邹普勋于9月20日乘京汉直快列车，于次日抵京，政务院交际处派了专人专车迎接，并将他们安排在远东饭店，住头等房间，吃小锅小灶。25日，毛泽东派叶子龙和警卫处长王敬先到李漱清处，陪李、邹到王府井各做了一套呢子衣、一件大衣、一双皮鞋。26日上午11时，李漱清、邹普勋、张干、罗元鲲这几位故交、师友乘车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说：“老朋友来了，欢迎，欢迎。请坐!请坐!”

　　这次，毛泽东与这几位老人畅谈达一个多小时，几时往事，家乡近况，天南海北，无所不叙。毛泽东说：“我小时候受到您许多教诲，您还是我的民主思想的启蒙老师呀!”李漱清则说：”太公八十遇文王，如今盛世升平，我这老朽也是人寿年丰精神爽啊!”

　　叙谈之后，毛泽东按乡里习俗为李漱清、邹普勋等设宴，共进午餐；晚上，客人回到饭店，毛泽东又派入给每位送来一份礼物：盖被、褥子，布毯条一床、枕头一对，枕巾、面巾各一条，还有袜子、香皂、牙膏、牙刷等。10月1日，毛泽东安排他们参加了国庆观礼。10月19日，李漱清、邹普勋第二次进中南海见毛泽东，次日，毛又派叶子龙送给李、邹、张、罗皮箱各一口；一日，李漱清给毛泽东写了一个便条：“主席，余年八十，欲试航空，不知可否?请主席批准!”李漱清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满足。11月8日，毛泽东派叶子龙又给四人送去零花钱，每人150万元(合现币150元)。下午，第三次与李、邹、张、罗相聚，席间，毛泽东婉言问到客人的归期，说：“现在我也不留你们了，如果回去，就告诉秘书，做好三件事，每个人做一套制服，一件呢子大衣；衣服已经做了，你们穿在身上，再送你们每人人民币100万元(旧币)，……”又说：“如今我并不富，不像过去的皇帝，要什么就有什么。你们来京的一切用费，都是用我自己的钱，用我的稿费开支的。”

　　毛泽东与四位师友合了影，还给邹普勋的一本《社会发展简史》签了名。

　　毛泽东对待故交旧友确是颇着重的，一般来说，对长者，先生，尤其民主人士，均表现得极为尊重，而对晚辈则相当严格，即便如此，毛泽东不徇私情的原则仍不能变。如1953年10月16日他给李漱清的信就说：“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尚祈谅之。”

　　郭梓材是毛泽东的少年同学，并且曾协助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1950年他曾去信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婉劝“北京人浮于事，吾兄工作问题，还得就当地熟习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愚见如此，尚祈斟酌。”

　　虽然毛泽东不愿为郭梓材出面谋职，但他又是非常关心这位老友的。从1950年到1962年，毛泽东先后4次亲笔写信给郭锌材、刘天民夫妇，并请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复信7封，赠款6笔，计1700元。

　　建国初，毛泽东与故乡友人的交往，堪称人类交往史上一段佳话。毛泽东以其博大无私的胸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