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98年，我撰写的73万字史诗性长篇小说《沧桑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有人说是知青文学集大成的收头之作。其实在我的构思和写作中，只是选择“知青”作为全书的串结，从底层视觉展开整个国家民族几十年的历史风云，表现“文革前”、“文革期间”、“改革开放”三个时期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从作品可以看到，知青们的小悲欢是如何处处交织着国家民族的大悲欢，这是知青们的“沧桑路”，也是国家民族的“沧桑路”。

　　书出版后曾应《成都晚报》之约写过一篇谈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文章《沧桑人生“沧桑路”》(98年1月7

　　日《成都晚报》)，此文一出引起广大知青和知青问题研究学人和机构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纷纷来函来电询问交流或索稿，其实我在该文中言犹未尽，很多更深入的思考并没有和盘托出。现在愿借这个机会，将有关此问题的想法补缀得相对完整，文章另名为《毛泽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之一：青春有悔乎?无悔乎?

　　绵延10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让近3000万城市青年付出了长短不同的青春，于是在反思这段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历史时，便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青春有悔无悔的问题。或是或非，意见纷呈，一时弄得沸沸扬扬。其实这个命题忽略了前提方面的悖论，即：一件事的悔与无悔，应建立在自己曾作出过选择的前提下。那么知青们的下乡是否都是自己选择的呢?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选择的呢?下面结合我的个人经历和感受来回答这个所谓“悔与无悔”的问题：

　　我是1965年下乡的，从18岁到30岁，当了13年知青。如果有人用这个问题来问我，那么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对于我实在太不管用。因为我的下乡是别无选择。由于家庭影响升学不能，就业无门，呆在家里吃闲饭吧，那要到哪年哪月?再说娘老子也养不起。就像下棋，三面将军，“老王”只有一步好走，你走不走?从形式看这一步还是你自己走的，自己报名，自己下户口，自己爬上车，没人用枪顶着你。广播、报纸再给你贴一条“自愿”的标签：又一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地奔赴农村了!你说没有“豪情”，你说不是“自愿”，向谁去说?还有你敢说吗?即使你说了你的声音发得出来吗?

　　当然，也不乏有自愿选择的。甚至放弃工作，放弃参军去下乡的。这些人似乎存在着“悔与不悔”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悔过了。拥有“选择权”的同时往往兼有“护身符”。当招工、招生、招干一开始，指向农村的箭头可以倒回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再选择一次。如果不悔还选择什么?就该现在还挺立在“广阔天地”里，但这样的人士你见过几位?

　　对于很多无可奈何下乡去的知青来说，再选择的权利就像下乡时的无法选择一样可怜了。以我自己而论，下乡八年后才出现了唯一的一次可供选择的机会。这是在知青政策一调整二调整再调整之后出现了一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鲜见的带人情味的政策：父母年老，身边无人，可以照顾一个下乡知青回城。自然，接收单位还得自己找。父亲已死，60多岁孤身一人在成都的母亲开始磕磕绊绊四处求人，总算弄好了区交通局下的一个运输队，可以回来拉架子车了。得到消息我匆匆从西昌赶回，见了招工方，他们很满意，说劳动力无可挑剔。我忐忑不安地问“要政审么?”回答是不需要，在他们那里拉架子车的国民党残渣余孽都多得很。但这架子车最终还是没拉成。招工表送到区劳动局便被毫不留情地没收了，理由是：已婚。然而以前谁说过结了婚便不能招工?哪怕暗示过也行啊!不是还鼓励“扎根”鼓励“安家落户”么?结论是当了傻瓜，没明白报上的宣传和执行的文件是两码事。就这样又多当了五年知青，直到恢复高考才在分数面前享受了一次“有限平等”。

　　所以我想，除了能够轻松地下去体验一下，又轻松地走人的，才可以拍着胸口宣告“无悔”。对于那些在“再教育”的泥潭里滚来滚去却只能充当铺垫的知青来说，则是悔之不尽或连悔的资格都没有。谁都明白所谓“表现好”是怎么回事，招工招生的幕后交易是何等见不得人。

　　抛开个人感情，从历史的角度来观正误、衡得失，上山下乡究竟是对是错，当悔不当悔?尽管没有人来像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样否定“上山下乡”，但事实上的结论还是有的。首先是政府果断地停止了这一政策，继而是还在农场、农村的知青们发起了以死相搏不可逆转的返城潮，接着便传来一片知青们抚摸“伤痕”痛定思痛的呐喊：我控诉!持续多年的粉饰光明的宣传倾刻灰飞烟灭，精心树起来的标兵亦随之黯然失色而不知去向。难道这一切还不比一纸决议更坚实更彻底?千百万人的青春代价最终就证明了是一场错误的实践，如此高昂的“学费”你说该悔不该悔?就像亿万人参加的文革最终证明是一场灾难能说无悔么?

　　之二：知青们的无奈和毛泽东的尴尬

　　建国以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似乎一直同毛泽东的指示有关，从形式看，他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推动者，始作俑者。尽管现在人们知道了掀起这场运动的更本质的原因，是为了解决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但在当时公开的宣传中是见不到的。这类信息的载体是阅读范围严格控制的内部文件，属于机密。人们能见到的只是火热的宣传和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这种一明一暗表里不一的双向运作，经济问题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的结果，是陷广大知青于无奈，置毛泽东于尴尬。

　　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次指示是1957年发出的，原话是：“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高兴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含有“广阔天地”和“大有作为”的这后一句话，以后被无数次的重复、引用，成了有口皆碑的名言。然而农村真的是广阔天地吗?在那里真的能大有作为吗?也许在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年代是对的，但对于六、七十年代下到农村的知青们来说却只能是无奈。他们越是高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越是觉得天地狭窄无所作为。如果在五十年代满村是文盲的情况下，能写标语、记工分、计算口粮分配还可以算有作为的话，在扫盲已取得一定成效的六七十年代，这类记工员或会计之类农村已经自己能够提供。知青们下来能做的也就是原始低下、简单重复的劳作，这又正好遏制了对知识文化的追求和提高。本来就知识不多的知青，还能有什么作为?能出几个自学成才的木匠、铁匠、泥水匠、补锅匠，或会扎银针的“赤脚医生”就该算是“作为”了。广阔天地不过是一个地域概念，并不等于提供了可以出人才出成果的条件。从大的方面来看，在那时，连亿万农民都被捆住手脚而不能有所作为，何况区区几个知青!

　　“大有作为”向政治目的方面演化，于是又有这样一种说法：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然而这样的接班人最终又培养了几个呢?质量又怎样呢?确有几个曾上过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或有幸同伟大领袖一起用过餐，但他们都没能接上班，有的早就夭折了，有的在改革开放时期反倒成了落伍者。对于广大知青来说，当时只能望着这目标无奈，后来则望着这目标摇头，无论是在那时还是现在，他们都没能成为按当时那种标准设计的“接班人”，他们在春风化雨时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恰恰是从否定这条道路开始的。这大概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

　　毛泽东关于上山下乡的第二次指示是1968年，那段话的核心和广为引用的是这样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同13年前的指示比较，角度变了，口气硬了。强调“大有作为”，立脚点在农村，是说农村需要知青，意在诱导；强调“再教育”，立脚点在知青，是说知青需要农村，重在“必要”。然而“再教育”什么呢?是知识技能方面还是思想政治方面，?无论哪方面贫下中农所能给与的都很有限。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教简单粗苯的农业劳动技能，还能教的就是

　　“忆苦思甜”了。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尾巴”等时尚理论，知青们倒是比农民说得更圆一些。所以“再教育”这篇大文章其实很空洞。虽然在招工、招生、招干的时候，人人都会把“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首先写上去，但那目的恰恰是为了不再接受“再教育”。用现在成都人都听得懂的行话来说，就是“假打”。千千万万的知青都在“假打”，人人都在作秀，都在口是心非的重复这伟大的空话和假话，最高指示滥成这个样子，实在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尴尬。他老人家难道就一点也不清楚么?不，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清楚了。

　　毛泽东关于上山下乡的第三次指示是1973年，那是给李庆霖的复信(这封信是怎样到毛手里的姑且不管，但我认为这是毛泽东选择了一个表明他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再认识的契机)。这时他对大批知青下到农村以后的实际状况应该已经有所了解，在长相思索后决定从浪漫的设想会回到现实的土壤。不再提“大有作为”，不再提“接班人”，甚至也不再提“再教育”，只说吃饭问题了：“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国内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显得何等无奈，何等尴尬啊!

　　三次指示显示了毛泽东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思考，在不同时期着眼点的转移。其内在的思想轨迹可以简要概括为：先是希望知青去改变农村，后是希望农村来改变知青。结果两方面都不讨好(我想精心树起来的区区几个标兵是屏蔽不了伟人的巨眼的)，横空出世的竞是吃饭问题。无可奈何了，只好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希望他收回过去的指示，三面红旗饿死了三千万人，尽管在政策行为上已经于以矫正和补救，那红旗不是还在空飘么?毛泽东认定了政治家是不能认错的。

　　同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变化相一致，历时十余年千百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差不多就是画了这样一个圈，即：始于大有作为，终于生计问题。

　　之三：历史造就了“知青精神”

　　上山下乡运动在1977年终于划上了句号，将这“史无前例”最终送进了博物馆。我想如无特别的意外发生，这应该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空前绝后”的存在。算总帐，当然是得不偿失。整整延误了一代人，其灾难性的后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硬要说收获的话，那就是历史造就了一种“知青精神”，促成了一代人的觉醒。这种精神是在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的环境中形成的，是在艰难环境中接受“生存训练”和“苦难教育”的结果。凡是当过知青的人聚到一起，尽管以前并不相识，还是觉得特别容易沟通，特别有话说，大家将这归结为因为有共同的“知青情结”。情结只是感性层面上的东西，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大家有一种历史形成的内在精神的暗合与相通，这种精神我们将其称为“知青精神”。我以为知青精神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1、 政治层面上的叛逆意识

　　2、 情感倾向上的百姓情怀

　　3、 人生态度上的坚韧执着

　　先说叛逆意识。

　　知青总体可分为文革以前和文革开始以后下乡的两部分。前一部分人数比较少，到文革爆发前为止大概就200万左右，其中除极少数志愿者，绝大部分是由于家庭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不能就业而下乡的。不论外化的形式怎样，他们心底是苦涩的，寂寞的，社会的种种不公，在他们心里布下了浓浓的阴影。他们是戴着革命的高帽子，戴着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被送往农村的，然而就在这喧天锣鼓和口号声中，叛逆意识也在萌发和滋长。

　　文革后下乡的“老三届”，大多数则更是出于无奈和被迫。这时由于数量巨大，是全校全班“梗抬”，从而淡化了家庭出身背景，造成一种“公平”状貌，减少了心理阻力。然而，从城市到农村的环境落差和从天之骄子的“红卫兵”到“九等国民”知青的心理落差，不论“再教育”的呼喊多么嘹亮，也难以抹去他们的失落感。在农村或农场的实际生活境遇中，逆反心理和叛逆意识得以迅速滋长。

　　一种精神或意识的滋生和形成，需要适当的气候和土壤，即环境和条件。按说在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划入“阶级敌人”的人最该具有反叛意识，而且这些人的绝对数也不小，按8亿基数和毛泽东5%的估计，也是4000万之众。但事实上这些挂牌阶级敌人并不能形成一种明晰的反叛意识，一种叛逆氛围，更说不到一种整合性的力量。即以此中的“精华”右派而言，虽然总数有55万，但自从被标定以后，或发配天涯海角，或留原单位，都处于强制性的被监管环境中。糊涂的自认罪孽深重，洗心革面，潜心改造。清醒的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最能说话的55万人一齐失语，各自孤独地撒进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不但在公众场合，甚至在私人环境中也已丧失言说的自由。因此不论人数多寡，均以丧失一种整体性的存在。而且，思想没有交流的语境，没有磨砺的刀石，也是断难锐利成锋的。

　　知青则不同，尽管物质生活境遇相对艰苦，但政治环境却相对宽松。不论农场还是插队，知青们又都相对集中，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个人气很望的小环境。在政治管制无法像城市、单位那样严密的农村，在知青们自己的氛围中，大体是可以自由地言说的。他们用不作遮掩，也较少顾忌，有什么牢骚、想法、委屈、不满、是可以倾诉的；有什么新闻、故事、消息，甚至匪夷所思的传闻都可以一吐为快。特别是分散插队的知青，几乎不受组织行政的控制，无需接受强制性“洗脑”，其言论自由度高于当时所有的其他国民。他们以落魄的境遇，瞪着怀疑的眼睛，出以玩世不恭的情态，任何严肃的政治宣传，在他们圈内常常化为笑柄，任何神圣的偶像，他们都敢于表达些不敬，包括对毛泽东本人。举个例子，在当时我所处的农村，知青们说起毛泽东来就简称“老毛怎样怎样”。试想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城里的干部、工人敢吗?可以说在当时中国大地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知青话语”和知青人文环境。他们人数众多，分布面广，流动性大。在街头巷尾，车站码头，茶房酒肆，北国南疆，相对来说就数他们最敢于自由言说。他们是无声中国最活跃的群体，最有生气的部分。十亿人口的中国，就绝对数来说，他们远远小于工农兵学商等任何一个能划得出来的阶级或阶层(来来去去，下乡或上调回城，常年保留在农村的知青数量也不过就几百万)，但就其影响来说又远远超过了任何阶级或阶层。除了政府的报纸和广播，全中国到处都能听到的就是他们的声音。这声音又总是和官方的宣传异调，传出的是活中国的活人的声音。在倾诉自身怨愤的同时，也传导民间疾苦，社会积弊，天下不公。其实他们未必是当时中国最受苦受难的群体，但他们却是最敢发声和最能发声的群体。某种意义上成了全社会反叛意识的代表，在社会整体瞒和骗、假和空的氛围中，知青们拥有相对真实的生活。一大批年轻人生活在这样的“知青氛围”中，使他们成了最不易被宣传愚弄的一代，成了中国最先反思和最能反思的一代。当然，这是就其整体而言，知青中也确有高高兴兴而来高高兴兴而去，被娘老子安排来镀金的；或已被封为“代表”，经常在报上露脸会上露头的“头羊”等，不在此例。

　　知青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叛逆氛围，与所处的边沿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有关。他们没有干部降职下放之忧，工人开除公职端掉饭碗之忧。已经是知青了，还能怎么样?再降就降到“阶级敌人”那一堆去了。弄一小撮过去倒是可以的，要一下子把数百万人都划过去在操作上有很多困难，还会堵塞这条疏解城市压力的路。知青中有这样的口头禅：“老子知青半条命，我怕啥?”这虽然有些夸张，却形象地表达了一种最少顾忌的心态。知青确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最不安分的群体，最希望打破现存秩序的群体，他们游走城市农村，以黑色幽默调侃官方宣传，传播社会真实，启动思想自由。在严酷得密不透风的政治高压下，知青群体差不多是唯一的亮色。正是这道特别的风景，从广阔的社会层面上润育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思潮。在我的感觉中，思想解禁以后的八十年代初的整体社会氛围，就很像是当年我所处的知青小环境的氛围的推广和延伸。

　　再说百姓情怀。

　　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知青，一进入社会便与中国人数最多、所处社会层面最低的广大农民在一起，尽管在思想意识上还有别于普通传统农民，但从经济层面来看，其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已与农民无异。这样的处境和地位使他们懂得了从底层百姓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衡量是非。知青们与普通底层百姓实际处于同一利益共同体，他们自身就是普通百姓。这不同于干部下放，工作队下派，记者采访，作家体验生活，这不是旁观者的感受，居高临下的同情，从外部进入的体验，而是置身同一营垒中面对共同的利弊得失，进退取舍。所以这种与底层百姓之间的感情是血肉相连的。

　　另一方面，知青们因有过去的生活经历，熟悉其他社会层面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他们并不甘于自己的现实处境，十分惶恐在政府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眼中把自己和普通农民划等号。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和突出自己作为“知青”的身份特征。在当时的农村，虽然被说成是“广阔天地”，其实是封闭、落后、生产力极度低下的狭小空间，因为价值取向的分歧，因为实际利益的纷争，知青们和农民们也常常发生各种冲突碰撞。比如被戏称为“跳丰收舞”，顺手牵羊弄点鸡鸭鹅或蔬菜什么的，在知青们看来不算怎么回事，但是却引起了农民的普遍惶恐和憎恶。从农民所坚守的传统道德规范看来，侵犯他人财产的“偷摸”行为是最卑下可耻的。但知青们也许另有解释：革命不就是财产的重新分配么?既然生活这样拮据，又面对强大的政权，国家的拿不了也不敢拿，那么地里长的，田里跑的，顺手拿一点有什么关系?何况目的也就是吃进肚里改善生活。既不犯政治问题，也不犯刑事问题，安全稳当。所以知青们跳起“丰收舞”来，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惶恐，也不感到羞耻。尽管知青的人数总量远远不能和农民相比，但在一个个具体的环境中他们常常表现为强势群体。他们往往不是暗偷，而是明拿。在知青和农民的摩擦中，现在来看，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反思和自责的是知青。不过，知青和农民之间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冲突，知青们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却是和广大农民血肉相连的。知青生活经历形成了他们难以改变的底层关注和深厚的百姓情怀。这些年绵绵不绝一浪高过一浪的知青返乡潮，正是这种“关注和情怀”持久性的体现。

　　最后说说“坚韧执著”的问题。

　　这是从意志、性格、和气质的角度来说的。就像长征磨练了造反者的意志一样，下乡当知青的经历锻炼了人的性格，训育了人的气质。下乡是城市青年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大转折，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饥渴双重磨练着这些在农村无根的年轻人，无异于在他们刚刚提前结束学生生涯便被一下子投入一场严峻的“生存训练”，其严峻程度视其各人所下在的具体环境和家庭境况而定。如果所下的地区特别贫困落后，家庭又无力帮助支持，那训练出来的承受力和坚韧性就是非常的了。即使所处地区相对较好，家庭也能帮助支持，也必然要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经历各式各样的考验。就知青总体而言，起码要经历生活自理的训练，农业劳动的训练，还要承受对前途、理想、未来的精神熬煎。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塌糊涂的衣食住行，假大空的宣传愚弄，必须面对的现实的一切，都在训练着他们的体能和心智。使他们别无选择地走进孟老夫子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所设计的境界：“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毛泽东大概从自身的革命经历印证了孟老夫子的话，于是宣扬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途径，但他忽略了他现在已是统治者，这样培养出来的只能是现存秩序的叛逆者，是要“革”现存秩序和体制“命”的人，于是他实际培养的已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对于广大知青来说，在这样的非常环境中则至少锻炼了性格和意志，磨练了坚韧执著的生存能力。从正面说，他们变得能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在艰难中求生存思发展。从反面说，他们学会应对现实，虚以委蛇，窥测时机，阳奉阴违，假戏真做，韬光养晦。总之，他们在变得聪明的同时也变得狡猾。

　　知青们在经历农村岁月的洗练之后重新回城就业，常常被誉为表现“不错”，被单位视为中坚、骨干，知青们自己也有一种曾经沧海的底气，社会上将这种普遍满意归结为是经受过锻炼吃过苦的，其实他们这种“成熟”包含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投影给社会的也是正负两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