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藏书中，有数量不少的字帖，独特地反映了作为一位政治巨人的兴趣爱好。据统计，他的书房所存拓本、影印本碑帖达六百多种。

　　湖湘大地出现的第一位大书法家是欧阳询，他是一位对整个中国书坛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书法家。

　　欧阳询是谭州临湘(今长沙)人，生活在隋唐之际(公元557-641年)，字信本，有关他的传说至今还流传在韶山民间。所说他曾隐居在韶山冲滴水洞附近的一座山中，筑草庐，练书法，以避隋朝廷追杀之祸。唐朝建立后，他顺着一道小溪--现在的韶河，下湘江，辗转到了长安，在唐太宗身边做了官，后人就把他隐居过的山叫做“书堂山”，那条小溪称为“官港”。

　　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颜真卿、柳公权，都师承欧阳询。值得指出的是，一千多年后，又一位书法大师--毛体的创立者毛泽东正是从欧体入门的。少年时代，毛泽东往返于外祖母家，必须从书堂山下经过。每过一次，他都要回味起乡人、族老和私塾先生对欧阳询的津津乐道，他对书法的兴趣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据毛泽东的同学和老师回忆，他练的第一本字帖就是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从他留给人们最初的墨迹，即现在可见到的他读过的《诗经》、《论语》上他的亲笔题签，也知道他首先写的就是一手秀丽而见风骨的欧体小楷。应当说，这是毛泽东书法的基础，也是灿烂的湖湘文化给他的营养。

　　不过，毛泽东从楷体入门，后来却渐渐离开楷体，他的书法成就也不在楷体，因为他豪放的性格与平稳的楷体是不相宜的，但毛泽东找到了他书法发展的正确之路。

　　少年时代，毛泽东初学书法就与众不同，他不愿描红模字，而要自己放手写，他放手写的却比一般学生照着写的还好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到了练帖的重要性。1910年秋，他离开韶山，到了湘乡县城。这是一座文化古城，书香浓郁，练习书法蔚成风气。城内有好几处大书法家留下的遗迹，如米芾的洗笔池、纪念禇遂良的禇公祠以及曾国藩兄弟在云门寺等处的墨迹。书法是毛泽东就读东山高小的必修课，老师照例在授课之前讲述一通湘乡书法的发展史。每到临池，毛泽东总是一丝不苟。课余，他又喜欢临帖拓碑，寻访古迹。他对王羲之《兰亭集序》爱不释手，由于练得勤，他的小楷已相当工整秀丽。东山高小位于东台山麓，山上有座贞元观，刊有湘乡草书名家萧札容和其他书法家的碑刻，毛泽东常与同学登山临摹。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书法未成体式，更没有定型。从童年入私塾到在长沙的头十年，毛泽东基本上写一手小楷。有些人说毛泽东不善楷书，这是不晓得历史。1913年10月到12月，他做的听课笔记《讲堂录》，就是用的蝇头小楷，甚至到了1917年，他给《伦理学原理》作批注，12100个字，仍基本用的是小楷；《讲堂录》、《伦理学原理批注》虽然是随手作于课堂，但写得相当工整，足见毛泽东做事的认真。

　　在其他一些场合，毛泽东的书法逐渐显现出了他的个性与创造性。如《明耻篇》题志，特别是1915年8月写给萧子升的一封信里，他的字体由楷书转变成行书，又慢慢由行书向草书转化。毛泽东1917年写给白浪滔天的信及同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用的却是他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有隶书味道的章草。不过，这种字体后来他就很少用了，惟一的例外是1934年1月15日他用隶书体为红军烈士塔题词。

　　从以上情况看，毛泽东学生时代就练过多种帖，在书法上是下过硬功夫的。他后来虽然较少写楷书，但他早年打下了楷体的根基，他的草书也就暗藏了楷书的风骨。

　　我们重点来看看毛泽东中后来习帖的情况。

　　1935年1月20日，长征途中毛泽东率领红军翻越娄山关，他立在关头，举目四望，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低头看见一块石碑，上面镂刻着“娄山关”三个红漆大字，他品味了好一会儿，问卫士陈昌奉：“娄山关刻碑干什么?”陈昌奉和大家都被问住了。毛泽东便自己做了解释：“关乃要塞，是出入通道，常以碑石，碑柱为界，区分和标志地名。”他接着评价这三个字说：“写得苍劲，运笔如飞，石匠也刻得精美。”话毕，他以手在笔画上临摹，感叹道：“可惜不知出版哪位名家之手，修建于什么时候?”他看了又看，最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有比较安定的环境临池习帖了。他的书体笔势就是在这时开始定型并走向成熟的。在延安，他有一套钟爱的晋唐小楷书帖一直带在身边。这套字帖来之不易，还发生了一件与人争字帖的趣事呢!

　　1937年，一位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前往拜访毛泽东。他带了一挎包的书--这是他刚刚从战火纷飞的废墟中抢救出来的，包括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四本名著，还有两本中国名帖《石索碑帖》和《三希堂残帖》。不过，这位青年起初并未打算要把这些书和字帖送给毛泽东作“见面礼”。及至与毛泽东相见，两人谈得十分投机，那青年情不自禁地把舍命背到延安的宝贝一股脑儿掏出来，要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见到书，眼睛为之一亮，搓着双手连声称好，刚要道谢，岂料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莎翁的两本名著和一本字帖被人一把抢了去。毛泽东转头一看，是朱光。朱光在苏区和红军中有“才子”之称，与朱德同乡，跟毛泽东私交甚好，这样他也就不分“大小”夺其所爱了。

　　毛泽东有些不满：“岂有此理!”朱光却振振有词：“见面分一半!”--俨然两人在路上捡到了金元宝似的，争的不可开交。而书的本来主人在一旁既深得有趣又有些着起急来，只得出面“调解”，决定平分秋色：朱光得到了《奥得罗》、《李尔王》、《石索碑帖》，毛泽东则留下《哈姆雷特》、《仲夏夜之梦》和《三希堂残帖》。朱光有些得意，问毛泽东：“这样分配合理吧!?”毛泽东看看“对手”--比他小十岁的朱光，无奈地点点头--他惋惜的是一本字帖被夺走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收集了大量碑帖，从晋、唐，到宋、元、明、清，乃至近代大书法家的墨迹都搜罗到了一块儿，如王羲之、智永、怀素、欧阳询、张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赵孟頫、康熙直到于右任。一般而言，毛泽东喜欢笔走龙蛇的草书，对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帖、孙过庭书谱、怀素草帖、怀素《自叙帖》、《论书帖》、《苦笋帖》及古人所编《草诀要领》、《草书百咏歌》看得最多。这些书帖常放在他床前的桌子上，反复临摹，把它们的神韵都融入到自己的书法中去。这样一来，毛泽东经过合各体之长，到了20世纪50年代，便形成了他独有的豪放不羁的“毛体”。

　　有一次，毛泽东从黄炎培老先生手中借得一本王羲之的真迹，大喜。可是，黄炎培给了他一个借阅期限：一个月。毛泽东废寝忘食地习帖，黄炎培很“较真”，怕毛泽东拖期，中间几次打电话来催问，这可惹烦了毛泽东，他说：“讲好了一个月就一个月!怎么也学会逼债了?”到期那一天，毛泽东即吩咐卫士：“零点以前一定要送到。”他竟练到还书前的最后一刻。黄炎培竟敢向毛泽东“逼债”，毛泽东戏称他“不够朋友够英雄。”

　　毛泽东一生爱帖，在他的卧室外间会客室有很多字帖，摆满了三四个书架。在他卧室的茶几上、床铺上、办公桌上，到处都放着字帖。1961年10月27日，毛泽东要看怀素的《自叙帖》，并要田安英、逄先知把他已有的所有字帖集中放在他身边。从此，秘书们就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给毛泽东买来了很多字帖。1964年12月10日，他要看各家书写的各种式的《千字文》帖，秘书就成为他收集了三十多种。

　　毛泽东爱帖、习帖，他由此得出了许多书法理论，他说：“字要写得好，就得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

　　毛泽东一生搜集了大量字帖，但并不是为了“收藏”。他的字帖中没有极为珍贵的善本、古本。尽管以他的职务，完全可以弄到不少珍本，成为收藏家，但他不那样做。相反，他还把自己所藏的具有文物价值的本子捐献出去。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将收藏的《王船山手迹》、《钱东壁临兰亭序十三跋》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从有关部门借阅过不少真迹。如1958年10月16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说：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1959年10月，田家英、陈秉忱替毛泽东向故宫借了二十件字帖，其中八件是明代大书法家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董其昌、文徽明、傅山等人的草书。毛泽东看完后，都吩咐如数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