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孔子的学生辑录的关于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经典性著作，总共20篇。宋代大学者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合成“四书”，并给它们做了详细的注解，在明、清两个朝代，它成为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必读之书，这也是做了十七年“清朝人”的毛泽东少年时代的重要读物。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时说：“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洗。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又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毛泽东小时候读过的“四书”、“五经”，现在只保存了两本，就是其中的《论语》和《诗经》。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劫后余生”。原来，毛泽东在1910年秋离开韶山，在他的父母去世和弟弟也外出之后，他留在家里的书，都由帮他看家的毛佑生用箩担子挑到祖居地东茅塘藏走来。1927年9月，毛泽东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他受到反动当局的通辑，他的故居和一切家当也被没收。乡人胆战心惊，不得不把写了毛泽东名字和笔迹的书都放到一个叫乌龟颈的山坳上，一把火烧掉。大火纷飞中，幸亏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紧忙抢出了几本，其中就包括这本《论语》。

　　这本书呈深棕色。少年毛泽东用工事的欧体字，在页面左上方竖写了“论语下”，并签有他自己的错别字“咏芝”(“咏”用的是繁体和异体字)。这本书长23.5百米，宽14厘米，厚1厘米，是朱熹的《论语集注》在清代的石刻线装本。从印出到现在将近200年，但保存尚完整，只是封面、封底有些破损，内页有虫蛀和几处撕坏。内容包括卷之六到卷之十，共80页。全书都有红色的圈点句读。它的封面按韶山乡间通常的保护办法，涂了桐油。1994年3月，湖南省文物鉴定组将它定为二级文物。

　　(毛泽东熟读中国文化典籍，学问博大精深，国学功力深厚。这是少年毛泽东读过的《论语》)。

　　毛泽东少年时代读《论语》，是迫于先生的压力，他对这些“正书”，能够背诵，但不甚理解。因为这样的书内容十分精练简约而内涵深奥，没有足够的人生体验和相当的古文字根底的人，当然是难以读懂弄通的。虽然幼年毛泽东十分聪颖，但对这样难懂的书也是提不起兴趣的。所以他往往用“正书”作掩盖而大读《水浒传》之类的“杂书”。先生发觉后，要他背书，可他却能倒背如流。有一回，他还活用了《论语》中的句子，拿来对先生出的对联，用“修身”对“濯足”。

　　如果说毛泽东少年时读《论语》是被迫，那么，他青年时期研读这本书就是出于自觉的兴趣了。他在1915年9月6日写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说：“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其义甚深......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意思是说，国学非常重要，想要掌握别的学问，就先要掌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国学。

　　在写了这段话的第二年，他又谈道：“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毛泽东的学问最重要的一部分，正是“国学”。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前后的十多年，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对于“国学”，历来持批判吸收的态度，而不是囫囵吞枣，做到了活学活用。

　　1913年10月到12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前身即第四师范记下的《讲堂录》中，有好多处引述了《论语》中的句子。其中有这样的话：“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这段话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学而》；“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毛泽东还分别引用了《论语》的其他一些篇章如《公治长》、《里仁》诸篇，“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也，未之有也。”

　　毛泽东对中国古籍怀有浓厚兴趣，书中一些积极有用的东西，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写书作文或谈话中，常被他恰到好处地运用。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次年4月1日，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其中大量地引用了《论语》的话，如：“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新文化运动已在蓬勃兴起，毛泽东投入其中。在五四运动中，他以批判的态度对孔孟学说中宣传的封建道德观念加以批判。如他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道：“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他还在几篇短文中讽刺“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在《湘江评论》随后各期中多有批判孔孟学说的，如《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说：“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又说：“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对孔孟学说采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吸收”的科学态度。

　　1920年4月，毛泽东由北京南下上海，路过山东，他特意中途下车去寻访孔子的故乡。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有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毛泽东在他的四卷本“毛选”中，也不乏引用或化用《论语》等书的句子。在著名的词篇《水调歌头.游泳》中，毛泽东豪迈地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里的“子”就是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