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家的生活，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委派专人管理。在中南海，负责管理毛泽东日常生活的工作人员被编为第一组。毛泽东被称为第一组首长。

　　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本保存的相当完整，从1952年起到1971年1月止，基本上保持了时间的延续性。这些生活账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粮食、食品账，一共有四本，其中采购粮食账两本，采购食品账一本，食品处理账一本。第二类是日常杂费开支账，共四本，记载毛泽东一家购买洗衣服、肥皂等洗涤用品，添置锅盆碗筷等日常用具，以及医药费、茶叶费、头油、针线等开支情况。第三类为毛泽东和江青衣帽鞋袜分类登记账，包括衣料、布匹、被褥、鞋袜的添置、使用情况。第四类是物品分类账，记录燕窝、银耳、海米等食品，以及手纸、火柴、香烟等日杂的进出量和使用情况。第五类为生活费收支报表，记录毛泽东一家收入及开支情况。

　　毛泽东的生活账完全由身边工作人员管理，他的收入也全部交给管理科。因此，第一组人员不仅是毛泽东的卫士、服务员，而且是毛泽东的管家。

　　毛泽东有一个大家庭，从50年代开始，同毛泽东、江青一起生活的有毛岸青、李敏、李讷、刘松林、侄儿毛远新、江青胞姐李去露及其儿子等。偌大的家庭，日常开支自然不是小数目，除了吃饭、穿衣、上学，还有医药费、洗涤费等，但那时毛家只有毛泽东、江青有工资，其余的人都没有收入来源。因此，毛泽东对家庭开支情况十分重视，不仅担心不敷出，也生怕铺张浪费。李敏、李讷姐妹俩都在育英小学读书，她们过寄宿生活，只有星期天才同家人团聚，她们的伙食费从管理科领取的。每到周末，学校便将节余退给学生，而李敏、李讷拿到这些余钱后从不自己留下来做零花钱，而是如数交给管理科上账，作为她们星期天在家里的伙食费。

　　1955年，供给制、包干制全部改成工资制，毛泽东的工资有二百多元。当时，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也在四五十元左右。如此微薄的工资若想养活这个大家庭，真是捉襟见肘。好在毛泽东已有一笔数目不小的稿费，每每入不敷出时，尚可以从中央特别会计室领取一部分权作补充。

　　50年代，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账由卫士长李银桥负责管理。他不仅是卫士，也是理财的管家，他从中学到了不少经验。每个月，李银桥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列毛泽东一家的生活费开支计划，并呈送毛泽东过目批准。这个计划包括吃饭、穿衣、房租、水电、医疗等各项费用，还包括待客及帮助困难同志的费用。有一次，李银桥列出下月开支明细表送呈毛泽东批准，毛泽东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他盯住伙食费一栏，用笔敲打着说：‘伙食费每天三块是不是高了啊?”李银桥解释说：“不高呢，里头还包括招待客人的开支。”当时，毛泽东常常在家里招待客人，主要是民主人士和亲戚朋友，费用全都自掏腰包。毛泽东想了想，每天三元的确不算高，于是提笔在计划表上批了两个大字：“照办”。

　　毛泽东在乡下的亲戚朋友时常光顾他的家。这些亲朋大多贫苦，在他们回乡时，毛泽东总要打发一些钱物。据初步统计，公韶山的亲友，就有几十人次先后上京拜访他，他们的来往路费、置装费、住宿费、伙食费和赠磅给他们的礼物，全由毛泽东个人负担。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毛泽东从来不准工作人员伸手向公家要钱要物。

　　解放初，堂弟毛泽连和表弟李云凤来了，他给两位弟弟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离京前，又要工作人员去管理科领些糖果打发客人。 工作人员领了10斤，毛泽东责备道：“拿这么多干什么?”“叫他们路上吃。”毛泽东听了很生气：“两个人在路上哪里吃得咯多?有2斤足够啦!多余的还是送回管理科去。”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现在还穷，不要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大手大脚不注意节约，别的同志的家属来了怎么办呢?”

　　60年代，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都涨了许多，但由于自然灾然，物价也上涨许多。1962年第二季度，毛泽东三个月的工资总和有1214.4元，平均每月四百多块。尽管工资增加了，但他的生活未见改观，他依然过着俭朴的生活。但随着生活品价格的上扬，他的家庭开支在不断增加。如1963年第二季度，仅伙食费一项就有3873元，住房月租也有260.46元。虽然，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根本无法应付这么大的费用，他不得不经常从特别会计室支取稿费作为补贴。

　　其实，他本人吃得十分简单，他一生从来不吃高级滋补品，那么，他的伙食费为什么这么高呢?原来，他还得招待客饭。同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卫士、服务员、护士、医生等也常常陪他吃饭。他曾开玩笑地对一位工作人员说：“你在我咯里是‘三不要’，--吃饭不要钱，住房不要钱，看书读报不要钱。”

　　毛泽东对别人慷慨，对自己却很“吝啬”。他特别反对吃反季节蔬菜，因为成本高。他对生活管理员武象延说：“我告诉你，只要做到干净卫生，不要买那些贵东西给我吃。比方说，现在是冬天，你就不要买西红柿、黄瓜之类，买一要黄瓜的钱，到夏天就买得一筐;冬天买一要黄瓜只吃得一餐，夏天买一筐就吃得几十餐!”

　　还有一次，王振海代替临时外出的武迁买菜，买回来一些嫩玉米芯，也就是尚未结大粒玉米的嫩玉米棒。炊事员做好后，便立刻端去让毛泽东尝鲜。

　　毛泽东见了，便皱起了眉，不肯动筷，说：“炒这么一盘菜要多少棵玉米啊?长大了能打多少粮食!叫我这样的菜，不是破坏生产吗?端回去，谁买的叫谁去吃!”

　　毛泽东的生活账中还有专门用来记载党费交纳情况的一。他每月交20元党费，从来没有滞交过，少交过。70年代，他的工资降低了，党费也按规定下降，如1970年10月4日至12月8日的收支报表显示，这一季度他的工资总数是809.6元，交党费20元，单据2张;同时还用工资交纳了房租、水电费等共206.32元。

　　另外，他的生活账中还有专门一项，就是馈赠。他身边人员遇到困难，总能得到他的帮助。一些故交也常常从他这里获得支援。

　　载涛曾经是清朝末年的王爷，解放后却得到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或许是基于保护“活文物”的考虑。载涛担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但他经济上却时时感到拮据。有一年，他外出开会期间，突然接到家里房屋东南角倒塌的消息，他忧心忡忡地仰天长叹：“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么修得起啊!”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在一次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毛泽东说：“听说载涛先生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人把这笔钱送到载涛家中。

　　末代皇帝溥仪参加工作后，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00多元，毛泽东提议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些钱，用以改善他的生活，毛泽东诙谐地说：“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终归做过皇帝嘛!”

　　1970年底，毛泽东患病之际听说自己的小车司机朱德魁生活困难，便吩咐从生活费中支出200元帮助他。

　　一些民主人士长期接受毛泽东的资助，章士钊就是其中一个。毛泽东1920年筹建共产党时在上海曾向章士钊借款，他满口答应了，很快发动各界人士捐款，为毛泽东筹集了两万块大洋。

　　解放后，章士钊与毛泽东过从甚密，但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毛泽东很想帮助他，但又知道章老先生商风亮节，定然不会接受任何馈赠，于是他决定采用还款的办法。一次，毛泽东与章老的女儿章含之谈起当年借钱的事后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差不多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块，十年还清两万!”他几天后就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都送上两千元。章士钊收到钱后于心不安，称当初借给毛泽东的钱是众人筹措的，并非他自己的钱。毛泽东笑着说：“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呢，行老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常常散财帮助别人。”

　　这以后，每年的正月初二，毛泽东必定派秘书送给行老两千块钱。1972年，他已累计还钱两万，如真是还债，那这笔钱也还清了。但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见到章含之，又问她：“今年送钱没有?”章含之说：“主席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支年已是最后一笔，今年就没有送了。”毛泽东知道是秘书未真正懂得他的心意，便笑着解释说：“怪我当初没讲清，这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去!”又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多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了。就这样还下去，只要行老还健在，这个利息是要下去的!”果然，这笔钱一直送到1973年7月章士钊在香港去世。这样，章士钊成为接受毛泽东资助历时最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