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熟悉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具有渊博的知识，这是由于他对历史科学终生不辍的刻苦攻读和钻研，对历史知识的不断探求。他数十年如一日，无论是在战争环境下，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克服重重困难，阅读了卷帙浩繁的史书，特别是二十四史。毛泽东曾经说过，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二十四史是从西汉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开始，经过二千多年来由历朝著名历史学家们精心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合集，它由《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组成。它记载了四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史实。全书共3，200多卷，800余册，约4，000万字，是一部史料极为丰富的历史巨著。

　　毛泽东嗜爱二十四史，早在青年学生时代，毛泽东就读过二十四史中的不少名篇。如《史记》中的《伯夷列传》等。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陆续添置了一些古书，1952年买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这部书他都通读了一遍，重点篇章还研读过二遍、三遍、四遍。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作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或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有不少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不少册的封面上，有他用不同颜色铅笔划着多次阅读过的圈记。有些册的封面上，写满了他关注的历史人物目录。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月再阅”。“1975.9月再阅”。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1975•8”。这些字迹笔划颤抖，却很清晰，是他逝世前一年亲笔写下的读二十四史这部书的真实记录。由于翻阅太多，有些书页翻烂了，装订线也断了。

　　毛泽东研究历史，喜欢在广泛掌握史料的基础上，多思多想，多问几个为什么?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毛泽东对《汉书》、《后汉书》及其颜师古、李贤等人的汉书注本作过认真比较与研究，他在《后汉书》91卷至94卷第21册的封面上写道：“《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他还在《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这样批注道：“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李贤的《后汉书注》，刘攽的《西汉•东汉刊误》以及他在《资治通鉴》中专修汉史的著述，究竟好在哪里?他们两人一为唐朝太子，一为北宋史家，相距甚远，但他们编书注史的共同特点是千方百计搜集史料，对原著进行大量补充、订正，并无一般学者偏重考订文字。所以毛泽东称他们注史好就好在“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对两部《汉书》的某些篇章，毛泽东也作过评论：“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毛泽东认为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对新、旧《唐书》毛泽东也下了功夫，他评论：《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但他并不全盘否定《新唐书》，认为该书中《严郢传》“此篇写得不错”；《吴通玄传》“这篇写得好”。毛泽东以史学家的禀赋。政治家的眼光研读《南史》与《北史》后，充分肯定：“《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写得更好些。”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十分注重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他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毛泽东主张对曹操的评价要实事求是，不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肯定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他对历史上那些博学多才、思想宏伟、出类拔萃而命途多舛的神奇人物，推崇备至。他称道西汉的贾谊“英俊天才”。《新唐书•徐有功传》记载武则天时的执法大臣徐有功，耿直公正，不计得失，不畏权贵，在酷吏来俊臣、周兴罗织罪名，制造冤案时，挽救了不少人，毛泽东在其守法护法，为法献身的事迹处圈圈点点，并满怀激情地联想到封建社会里的民族英雄，杰出的政治家，著名学者，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将领、诗人、教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为正义、为真理、为信仰而壮烈牺牲的事迹。他说，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一伟夫!”他不止一次读过《史记》，对《陈涉世家》尤有深情，用红黑两色铅笔，在书的天头地脚，作了不少批划和批注。毛泽东认为陈胜、吴广有二误。陈胜还是雇农时，对伙伴们说“苟富贵，勿相忘”。及至起义胜利，立国称王，他未忘前言，接待旧时相识，使之出入朝廷。但当有人挑动他：“你的老相识太愚蠢无知了，尽谈些当年你当雇农时穷困潦倒的丑事，这会影响你的威望呀。”陈胜听后，竟不念阶级深情，杀了旧相识。此后，他的老朋友们没有人再敢接近了。毛泽东在这段文字天头上，批写了“一误”两个大字。此文的另一段记载陈胜任朱彦、胡武为人事和监察官员。这两人大权在握后，专擅朝政，胡作非为。陈胜对这类专横跋扈、残害忠良的酷吏，不仅不撤职查办，反而给其加官晋级，因此，许多将领都不愿再追随他了。司马迁痛苦地提出：“此其所以败也。”毛泽东又在这段文字的天头上，批注“二误”两个大字。毛泽东用“二误”简明扼要地总结了秦末农民起义失败的二个致命错误。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陈胜、吴广起义亡秦的历史功绩仍然是肯定的。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善于同实际生活相联系，为现实斗争服务，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50年代末，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出水后休息对，两人坐在遮阳伞下谈古论今。毛泽东手里拿着《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说：“赵充国主张在西北边疆屯田，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时，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有十分之一、二。”毛泽东令人信服他说：“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后来他还不止一次提到这个历史事例。

　　韦睿是南朝梁武时征战四方，战绩辉煌的名将，深受梁武帝器重。《南史》作者李延寿以翔实的史料，简洁的文笔，再现了韦睿的形象，毛泽东透过千年历史尘沙，发掘出韦睿身上的许多闪光点。他赏识韦睿的军事才能；肯定他豁达大度，团结同仁的作风；赞扬他洁廉克己，爱兵如子的德性；对他深入实际，躬自调查，也给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在书中批注道：“我党干部应学韦睿的作风。”

　　“梁上君子”的典故，为许多人所熟悉，但是这个历史掌故出自何处，了解它的人并不多。据《后汉书•陈寔传》载：东汉灵帝时有个叫陈寔的人，自幼家贫，但立志好学，为人公正、秉直。一天有小偷入其室，趴在梁上待机行事，被陈寔发现。他没有大喊捉贼，而是从床上起来，叫醒子孙，对他们训话：“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听后，从梁上跳下来，向陈寔叩头认错。陈寔教育他说：“看你不像是个作恶之人，应当改恶从善，不再行窃了。”还送给他两疋绢。毛泽东读后，写了这样的批语“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南史•孔靖传》中，作者称赞孔靖的孙子琇之“有吏能”，在他任县官时，判处偷了邻居一捆稻子的十岁小孩入狱，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毛泽东读到这里，认为这种形式逻辑的推论是错误的。他联系到现实说，应该警惕的是，像琇之的这种错误推论“今犹有之!”

　　毛泽东每逢谈到对当前工作者教益、借鉴的篇章时，都及时加以推荐。50年代未，他建议大家读《三国志•郭嘉传》。郭嘉足智多谋，达干事理，是曹操的谋臣。曹操称雄一方，很多方面得益于郭嘉。在我国大规模经济刚刚开始，国内外面临着许多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多么希望党的干部既有高涨的革命热情，又有求实的科学态度，象郭嘉那样，说话办事多恩多谋，少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啊!

　　1958年4月，毛泽东读过《汉书•贾谊传》和《史记•贾生列传》后，写信给自己的秘书、极有才气的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还说：“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爱读《三国》的毛泽东，非常赞赏行伍出身的东吴大将吕蒙年长仍发奋学习的精神。1958年他到安徽视察，同行的有张治中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在火车上闲谈时，毛泽东介绍说：三国的“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接着他提出要求：“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和《吕蒙传》。”毛泽东还当面向罗瑞卿荐读《吕蒙传》。他告诫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罗瑞卿回京后，挤出时间熟读了《吕蒙传》，又差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给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

　　1965年，毛泽东读了《后汉书》的《黄琼传》、《李固传》后，对其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敢于斗争的事例十分赞赏，认为值得一读，特向他的战友们推荐。亲手批了“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领导人，十分重视，都在百忙中认真阅读了这两个传记。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研读和理解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许多方面实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近代的革命家中，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