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说过：“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事实确实如此，在哲学这块知识领域中，毛泽东是化大力气系统研究了大量的哲学著作。他读哲学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以及中闰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和当代国外哲学家的著作。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精读过的一本哲学教科书。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6人合写的著作，他们都是批判德波林的积极分子，时称“少壮派哲学家”。1932年9月，中国学者李达及其学生雷仲坚通过日译本转译成中文，由上海笔耕堂出版。李达在“译者例言”中称，这本书是苏联“最近哲学大论战的总清算，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现阶段，是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部苏联哲学教科书，在中国颇有影响，受到中国理论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是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读这本书的，他读的是1935年6月的第三版和1936年12月的第四版。1936年8月14日他在致易礼容的信中说，“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信中所指译著，即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毛泽东读这本书十分用功，这从他所作的大量的批注中可以看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近600页，27万字，毛泽东对这本书的部分章节批注了四通。第一、二遍是用黑铅笔批注的，第三遍是用红蓝铅笔批注的，第四遍是用毛笔批注的。第一次铅笔批划，每页都有，最后一次用毛笔批划文字较多。在《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版)中毛泽东的批语有12，000字左右，其中最长的一条批语，有1，200字左右。在这本书的末页背面上端用毛笔写了两行字。第一行是“1936.11”；第二行是“1937.4.4”。说明他经过多次研读。据郭化若回忆：西安事变后，他在毛泽东办公室内，曾看到桌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翻开一看，开头和其它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和旁批，……这些旁批后来发展成为毛泽东的光辉著作《实践论》。

　　毛泽东的批注，可分为文字批语和读书符号两大类。批语中有对原文内容的复述、提要归纳、概括和发挥。批语中较多的是他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写下的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他在批注中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当时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需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间接的发生影响。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是内的原因。他结合“矛盾的主导方面”这一概念的学习，分析中国抗战形势写下了如下批注：“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又如他写了“中国的主观主义者”、“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延安的形式主义者”等批注批评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者，说他们一般是脱离个别(脱离实际)的，他们带有形式主义性质等等。毛泽东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中的许多观点加以引用、发挥，写下的文字达7，000多，超过全书批注的一半。这部分批注，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既源于苏联哲学教科书，又高于和深于教科书。

　　毛泽东在批读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版)上，也留下许多批注笔迹。从批注的内容分析，如其中提到“三三制”、“三月参政会”等看，读第四版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当在1941年3月以后。他对该书第四版，似是重点批读。全书批注约1200字，在第一章“唯物论与唯心论”，第四章“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和第五章“可能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内，毛泽东用笔不多。大部分写在第六章即最后一章“唯物辩证与形式论理学”内，约有900字，占全书批注的三分之二。

　　在这些批注中所包含的观点和思想，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哲学论著中没有或少见的。如在总结哲学史上的众多派别、思想时，他认为可以区分唯心辩证、唯物辩证、唯心形式、唯物形式四种。四者之中，只有唯物辩证是正确的。关于认识的两个过程，毛泽东提出：“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这种运用矛盾问题精髓的原理来分析由认识和实践这对矛盾运动变化产生的两个认识过程的做法，也是十分独特的，值得人们进一步探讨。毛泽东还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看法。读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五章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内容时，他写了如下批注：“唯物辩证法怎样的发展了呢?并且怎样才能发展呢?在那从生活割离了的静悄悄的哲学研究的书斋中发展的呢?抑在革命的斗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之中发展的呢?”“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离开了革命斗争实践，就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可言。

　　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批注，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中国主观主义”的批评。他指出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在读到第六章论述指导科学认识发展的、归根到底不是理论而是实践的内容时，毛泽东又联系王明的路线错误作分析。“相反，中国主观主义者说，指导方面不是实践，而是理论”，即是说，中国的主观主义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把实践而是把理论当作认识的根源。他还说：“中国主观主义者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李立三及其后的主观主义者正是如此。”短短数语，然而对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1941年11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发给各地高级学习组的“理论研究材料目录”中，把该书第六章列为重点学习材料。

　　毛泽东通过发愤读书，特别是有关哲学方面的书籍，理论联系实际，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这样杰出的哲学著作，成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