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曾认真研读过晚清理学家、政治家曾国藩的著作，其中曾国藩家书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毛泽东当年阅读过的曾民家书系清朝光绪已卯传忠书局刊印的木刻本《曾文正公家书》。至今仍有该书的第四、六、七、九卷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所收藏。在该书每卷的封面右下方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芝珍藏”正楷字样(咏芝为毛泽东早年使用过的名字之一)。书内多处有红笔圈点。

　　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字涤生，道光进士。在上个世纪五、六年代，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因而声名赫赫，死后得“文正公”谥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民间流传的徽号则为“曾剃头”，反清志士叫他“卖国贼”。

　　曾国藩招募、训练和统帅湘军，扑灭了太平天国革命。他在这一方面的名声掩盖了他在思想上、学术上的名声。其实，曾国藩是个很复杂的人，是个在许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

　　《曾文正公家书》，是曾国藩在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十年前后长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中，撰写的一千多封致祖父母、父母、叔父母、诸弟、妻子及儿辈的家信。它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的指陈，大到进德修业、经邦纬国之道的阐发，可谓事无巨细，一皆覆载。按照主题可划分为伦理、治学、修身，养身、朝政、宦务、军事、人事等方面。此后辗转流传，颇具影响。

　　过去研究早年毛泽东，由于众多的原因，大多回避研究与曾国藩的关系，有时即便接触，也只是浮光掠影，一带而过。其实，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一时对曾国藩可以说倾服备至。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毛泽东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教员杨昌济，都是服膺曾国藩的。特别是杨昌济，他无论治学还是立身行事，都是以曾国藩作自己的表率。毛泽东是杨昌济极为着重的学生，因此杨也常常以曾国藩为榜样来勉励他。杨昌济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在杨昌济等人的影响下，当时毛泽东对曾国藩确实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毛泽东读曾国藩家书，估计是在1913年至1915年之间，因为在此期间于湖南一师主讲哲学、伦理学的杨昌济先生对曾国藩的推崇深深地影响了他。这在当时毛泽东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记录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等书中的材料，如《讲堂录》中提到“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不悔之谓也，进步之谓也”。“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以及曾氏著名的修身“八本”等等。

　　曾国藩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弟弟曾国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毛泽东读了这些话后，以为是金玉之言，他用曾国藩的这个观点来检查自己，表达其今后治学与专心致志，而不再兼营并骛的愿望。他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信中说道，“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溪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非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曾氏治学首推其“择书”说。在曾国藩家书中曾氏针对中国典籍浩如烟海的现实，主张以阅读本根之书为主，然后旁及其他，从而取得既约且博的效果。毛泽东颇受其启发，并进而对曾氏的《经史百家杂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毛泽东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认为《杂钞》比《类纂》高明，这是极有见地的。他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在这一基础上，他把曾氏的这一读书方法称之为“中心统辖法”或“演绎法”。曾氏治学特别讲究“恒”字，指出“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恒为本”，这一治学方法也为青年毛泽东所接受。在1917年毛泽东为萧子升《一切入一》的自学笔记所写的序言中就比较集中地体现出来：“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必也有恒乎!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里，及门而复，虽矻矻而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尤其是毛泽东在该文中所说的：“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这句话，更是曾氏家书中“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然有益”的翻版。

　　伦理思想在曾国藩家书中有比较集中的反映。从总体上看，其伦理思想是反动的，守旧的。但是，由于曾国藩善于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其中又包含着某些积极的因素和成份。他重视人生理想，讲求精神境界和自我完善以及道德修养的一些方法与手段，如磨励意志、勤俭自持、力戒虚骄等，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一定影响。青年毛泽东颇为赞赏曾氏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的自我修养方法。《讲堂录》即有“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不死之谓也，进步之谓也”的记载。“刚”是曾国藩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做人应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主必须有倔强之气。”因此，十分重视磨励自己的意志，这与青年毛泽东的个性训练颇有相似之处，《讲堂录》中“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就明显地带有受曾氏影响的痕迹。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家书中那些广博渊厚的知识，通达圆润的文笔以及至多的至理箴言是如何吸引和启迪过毛泽东的。以至曾为新民学会会员的曾以鲁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所写的家韦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曾氏家书的翻版，话虽有些刺耳，但确有几分道理存在。如在文风上，均以平实晓畅为主要特征。在内容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劝诫方面尤为显著。

　　由于年轻的毛泽东对《曾文正公家书》等印象深刻，因此后来在延安时，他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就是到了晚年，在1969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