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看、思、写相结合，青年时代也是这样。他牢记古人“学而下恩则罔，恩而不学则殆”的名言，把学与思紧密结合起来。他学习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看书”的方法，喜欢在自己读过的书上批注，或打上各种各样的记号，并坚持写心得、日记。他批阅过的书籍和读书笔记、日记是很多的，曾积有一大篮，存放于韶山家中。可惜在1927年5月的马日事变后，族人为避免落入反动派之手，将其焚毁。幸存的他批阅过的《伦理学原理》，诚乃凤毛麟角，但仍不失为青年毛泽东读书艺术之花盛开时留下的最美的影象。

　　《伦理学原理》一书，是毛泽东1917年下学期至1918年上学期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过的“修身课”教材。“修身课”为杨昌济先生教授。该书为德国康德主义者泡尔生所著，先由日本的蟹江义译成日文，1908年，蔡元培又把它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属“心物二元论”著作，全书约10万字，毛泽东读后，在书中写了15，000余字的批注，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笔黑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读书符号。批注写在书的天头地头或字行之间空白处，均系毛笔小楷，最小的字像7号铅字，甚至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批注最多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共5900多字。批注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注者抒发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的见解；少部分是对原著的赞同语和章、节、段的提要。凡他认为原著中比较精辟的地方，都浓圈密点，批上“切论”、“此语甚精”、“此段可谓发挥尽致”、“精切详明”、“至真之理、至激之言”、“吾前所论与此立意全然相同”、“吾极立此说”、“此节议论透彻之至”、“此章说得最好”等语。对那些他认为不确切或错误的地方，他就批上“殊未必然”、“定然无益”、“此论大奇”。“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处吾又有不然之意见”等等。从批注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独立思考、勤奋刻苦的读书学习精神。

　　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批注的内容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存在与思维、实践与认识、“人为”与“天然”的问题。如：“学，皆起于实践”；“伦理学之正鸽在实践，非在讲求”；“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等等。

　　二、“差别”、“比较”、对立统一和矛盾斗争。如：“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佛言混差别，不知其于道德善恶问题如何处之?”“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观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等等。

　　三、“成毁”、“生灭”、“因果”、“变革”。如，“凡自然界无无故而成者，无无故而毁者。人类无无故而生者，无无故而死者，其死既有故，则其故即所以解释之点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则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等等。

　　四、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果、是与非、善与恶。如：“因应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也”；“先有某事实之观念，后乃发生向之之欲望”；“欲求某种效果，必行含有某种效果之行为”；“某事某物之善与不善，乃人所随意呼加，视其与人类生活之关系如何而定也，并非指其本体之实”。等等。

　　五、理想、信仰、道德、人生。如：“至善之理想之决定于人人，由于人类有同一意向”；“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等等。

　　六、“个人”、“自我”的地位和作用。如：“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已，己即神也”；“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等等。

　　毛泽东极爱读这本书。当时多数同学对哲学不感兴趣，听课不甚专注，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课，勤作笔记，后来他根据这书中的一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授课老师杨先生大加赞赏，打了100分。

　　毛泽东在这本书上的批注，尽管有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苛求一个师范学生。难能可贵的是他读书时的那一种认真严肃的态度。前人讲读书有四到，即所谓“眼到、耳到、手到、心到”，从这些批注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当学生的时候手到、心到的功夫之深。

　　毛泽东批注的《伦理学原理》，既是研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珍贵资料，又是研究毛泽东治学经验的重要文献，也是古今中外读书史上的一件奇闻。

　　毛泽东批注过的这本书，后来被同学杨韶华借走。1950年9月15日，杨乘周世钊上北京之机，托周奉还于毛泽东。杨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说：“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藉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周世钊启程之前，将此书交给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锐一阅。李锐对毛泽东早年读书情况和生平活动很关心，他得到书后，对毛泽东读书的精神十分钦佩，但此时离周世别赴京仅有3天时间了，于是托人将原书凡有批注的部分全部拍照，并放大成原书模样。由于李锐得到了这份极为珍贵的资料，促成了他写出《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李锐的这部书是50年代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最有份量、最有影响的著作。

　　毛泽东从周世刽手中收到这本书后，很高兴地又翻了翻书中的批注，微笑着对周先生说：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毛泽东还说，“这本书上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鲜，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兴趣。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养成的手中无笔不读书的良好习惯，一直到后来几十年他都坚持不废，并且使他受益颇多。“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