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问著名“红学”专家俞平伯对毛泽东诗词有何感受，俞先生脱口而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诗言志，任何诗人都离不开个人的出身环境，时代遭遇和学识修养，毛泽东在这三者的结合上无人可以与之比拟。尽管历史上流传有不少英雄人物的佳作，但豪放有余，却无毛的海阔心胸。”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广泛阅读了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

　　对于毛泽东一生之中阅读了多少诗同这个问题，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管理图书的张贻玖作过研究和统计：在毛泽东的藏书当中，他亲自圈划批注过的有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篇赋，总计为1590首。其中唐诗约600首，汉、魏、南北朝时期诗人的作品150多首，明诗近200首。鲁迅诗中圈划过的有44首。

　　以上仅限于毛泽东在解放之后逐渐积集起来的藏书中圈划过的诗词。至于毛泽东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究竟有多少?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包括在井冈山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毛泽东究竟读过多少古曲或近代及国外的诗词，就无法统计了。

　　毛泽东对于《诗经》，他喜欢朱熹的《诗集传》。至于《楚辞》，他虽然也注意各种版本，但较重视朱熹的《楚辞集注》，并把这本注本赠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在汉魏六朝诗人中，毛泽东特别喜欢曹操的诗，尤其是《观沧海》、《龟虽寿》诸篇，不仅吟诵，而且手抄。他也喜欢《木兰诗》，《敕勒歌》。清人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收六朝之诗甚多，是毛泽东床头案前常翻的书。

　　毛泽东于唐诗中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这与他的个性、性格很有关系。他喜欢李白的诗，正看出他豪放的一面。他平时喜欢烟酒，书法追踪怀素的“狂草”，都可与此相印证。他喜欢李贺的诗，正见出他想象力丰富的一面。他的不少诗作，如《蝶恋花•答李淑一》，都极尽想象之能事，堪称“毛氏神话”。他喜欢李商隐的诗，又可见其缠绵悱恻的一面，他早年与杨开慧分离时所写的《贺新郎》，就有李商隐的缠绵悱恻之致。

　　毛泽东喜欢“三李”，也不排斥杜甫，曾手录杜甫诗歌多首。他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就谈到杜甫的《北征》。有一次，毛泽东问刘大杰先生的籍贯，刘大杰回答说“岳阳”时，毛泽东马上信口多，号称“千家”，而李白诗的注家太少，仅有四五家，有点为此不平。在他看来，李白的价值与成就，丝毫不在社诗之下。后来郭沫若就是按照毛泽东这个意思，写了《李白与杜甫》一书。

　　毛泽东似乎不太喜欢宋诗，以为“味同嚼蜡”，不及唐诗。但他对宋词却十分喜爱。据说长征时，他在马背上经常带有两本书，一是《资治通鉴》，另一本便是南宋词人张炎编的《词源》。在北宋词人中，他较喜欢苏轼、范仲淹、柳永等；至于南宋词人，他偏爱辛弃疾、岳飞、陆游、陈亮、刘过、张孝祥、崔与之。他去世前一年，还经常用手拍桌击节，高声吟诵岳飞的《满江红》，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读过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和《唐宋名家词选》，1956年还专门宴请过龙榆生。他也读过不少新诗，如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等的作品，但他不喜欢。他以为中国新诗的出路在于古典诗词与民歌。

　　毛泽东有较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写诗填词是他最钟情的文学形式。他的一生，不仅在临窗伏案时，而且在戎马倥偬间，也不辍吟哦或默诵，尤其到建国以后，于日理万机之余，常常沉浸在诗词艺术氛围中。可以说，古典诗词成了他的审美趣味中心，至少是中心的一个重要主面。从《三百篇》到《人境庐》，一切伟大和杰出的诗人，他无不结识神交，所有重要和优秀的诗篇，他尽都搜求饱览。毛泽东工作之余，凭记忆写下大量古诗词，《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即其中的一部分，仅此一部分凡117首，上起于宋玉的《大言赋•句》，下迄于林则徐的《出嘉峪关感赋》，即包罗了两千余年间58位作家的作品。论者以为，在一般人所目及的古诗词选本中，尚未有任何一家的本子在浩如烟海的旧籍中，选得如此之精严!其功力和识见颇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之遗风。且就书法而言，因是在“工作之余”随意所为，故更得天趣之妙。

　　毛泽东精选并手书的诗词，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振拨幽滞，宏奖人材。他于古诗词中披沙拣金，发现了许多为世人所忽视，所遗忘的诗词精品。1957年1月，毛泽东与袁水柏、臧克家谈话时曾说：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1961年11月6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三封信，查找高启的咏梅花的一首诗，并于当天用草书写了该诗：“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裁。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台。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诗前特加一个小注：“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高启的梅花诗，无论就格律，文藻意境来说，都堪称上品，而高启在中国文学史上历来为后人所忽视，其姓名几为今日一些学者所不知。毛泽东于被遗忘的寂芜中发现了这棵异卉奇葩，其涉猎面之广，洞察力之深，于此可知。